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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军由于情况特殊，参加联明抗清比较晚。
张献忠牺牲以后，大西军在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率领下，南下重庆，经贵州转入云南。
在云南期间，大西军建立了比较稳固的农民政权（虽然开始了向封建政权的转化）。
这个所谓的“四将军”
政权由于僻处一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同清和南明这两个政权都没有什么来往。
可是到了1650年，孙可望、李定国等人终于参加了抗清的行列，改奉永历年号了。
这段过程由于史料芜杂，众说纷纭，很难对某些具体情节的真伪做出判断。
但是，在应否实行联明抗清的策略这个关键问题上，仍然可以从当时的形势做出正确的答复。
当时总的形势是，清廷已经控制了全国绝大部分地区，李成栋、金声桓、姜瓖虽反正但也很快兵败身亡，永历小朝廷除了在汉族人士当中还有一点号召力，并有一小块地盘以外，已经没有实力来同清廷相抗衡。
而永历朝廷一旦覆亡，清王朝的下一步棋必然是倾注全力征伐大西军控制的云南和大顺军余部据守的川鄂交界地区。
在这一点上，无论是孙可望、李定国等大西军将领还是永历朝廷中的有识之士都是看得很清楚的。
正是由于在根本利害上有一致之处，继大顺军联明抗清之后，又出现了大西军的联明抗清。
这次的联合行动依然是农民军方面首先提出来的。
孙可望派杨畏知带给永历的奏疏中就说，“今之奏请为联合恢剿之意，原非有意以求封爵”
[67]。
这说明那种把大西军主动提出联明抗清说成是孙可望为了取得封号借以挟制其他将领，并不妥当。
在一些论著里谈到农民军联明抗清的时候，往往夸大了农民军受地主阶级影响这一消极方面。
它们常常指责农民军由联明堕落为保明，因而阻碍了农民军独立自主地展开抗清斗争。
对于这种提法，需要加以分析。
我们既要看到联明抗清之后，一部分农民军将领确实滋长了忠君思想，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卷入南明统治集团内部的派系斗争。
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这种情况毕竟是有限的。
就实质而言，农民军在抗清联合阵营中始终起着主导的作用，正是他们支撑并推动了南明朝廷的坚持抗清。
马克思说过：“在政治上为了一定的目的，甚至可以同魔鬼结成联盟，只是必须肯定，是你领着魔鬼走而不是魔鬼领着你走。”
[68]在抗清联合阵营中，与其说是农民军秉承朝廷的旨意行动，不如说是南明朝廷看农民军的脸色行事。
永历朝大学士瞿式耜在永历二年（1648）谈到大顺军余部时说：“以天子之尊而不敢一触其凶威，胁之东则东，胁之西则西。
彼时时以甲申燕京之事横在胸中，目中且无共主，又何有于大僚？”
[69]至于大西军在联明抗清期间同永历朝廷的关系是人们都非常熟悉的。
孙可望掌权时不仅对包括大学士在内的朝廷官员“诛杀任意，一时廷臣皆收为腹心”
[70]，连永历皇帝也实际上是被软禁于安龙，即史籍所说“王自入黔，无尺土一民”
[71]。
孙可望任命的安龙府知府范应旭在造册登记皇室开支时竟提笔直书曰：“皇帝一员、后妃几口，月支银米若干。”
[72]这种近于笑谈的举动很能说明永历帝当时的处境。
李定国柄政以后，对朝廷比较尊重，但也仅限于礼节上，实际是朝廷“事权专归定国”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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