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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有百分之三十的土地被分给了官军屯种。
封建史籍的作者喜欢掐头留尾地把开界说成清朝统治者的深仁厚泽,说是“小民世世得沾皇上洪恩”
。
不过,纵观迁海的全过程,我们还是不难看出:统治者在感到自己的统治受到威胁的时候是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都做得出来的,小民的生命财产完全被置之度外。
在客观形势缓和以后,他们实行的开界“仁政”
同样是为了自身的私利,因为被强迫离乡背井的迁民对于他们的统治是个不安定的因素,何况开界责令复业又可以增加一笔可观的收入。
当时福建诏安县人士李达可在诗中描述了复界的情景:“极目望郊原,悠悠灌莽间。”
“尔见漳潮地,川原生荆杞。
有田无牛耕,追呼事复起。”
[111]从皇帝到大臣对开界复业都表现出一定的热心,强调“勿误来春耕种之期”
,说是爱民,不如说是爱追呼敲扑刮来的钱财。
历时20年的迁海政策终于结束了,它对我国社会发展所起的消极影响却延续了许多年。
[1] 参见魏特《汤若望传》。
[2] 蒋良骐:《东华录》卷七。
[3] 《皇清名臣奏议汇编》初集,卷十二。
[4] 《皇清名臣奏议汇编》卷十三《清除弊害以图治安七条》。
[5] 《清世祖实录》卷一四○。
[6] 江日升:《台湾外纪》卷之十一。
《清史稿》卷二百六十一本传也记载黄梧“又言成功全藉内地接济,木植、丝绵、油麻、钉铁、柴米,土宄阴为转输,赍粮养寇,请严禁,并条列灭贼五策。
……寻命严海禁,绝接济,移兵分驻海滨,阻成功兵登岸,增战舰,习水战,皆用梧议也”
。
[7] 王胜时:《漫游纪略》。
[8] 《海上见闻录定本》卷一。
原文是:“原任漳州知府房星烨者,为索国舅门馆客,遂逃入京,使其弟候补通判房星曜上言,以为海兵皆从海边取饷,空其土,而徙其人,寸板不许下海,则彼无食,而兵自散矣。
升房星曜为道员,病死无嗣。
至是,上自辽东,下至广东皆迁徙,筑短墙,立界碑,拨兵戍守,出界者死,百姓失业流离死亡者以亿万计。”
[9] 康熙五十三年《漳州府志》卷之三十三《灾祥》。
[10] 康熙十七年《山东通志》卷二十五《职官》。
房星烨、房星焕两人的名字在各种文献中写法不一致,应以《淳州府志·秩官志》和《山东通志·职官》为准。
[11] 《台湾外纪》卷之十一。
按,此疏不见于《李文襄公奏议》,殆讳之也。
[12] 引自光绪十九年《新宁县志》卷十四《事纪略》下。
[13] 《靖海纪事》卷上。
施琅轻视西北长城塞外疆土,反映了他的利益所在和眼界局限。
[14] 《清圣祖实录》卷三三。
[15] 《总督福建少保兵部尚书姚公奏疏》卷六,见《闽颂汇编》。
[16] 叶梦珠:《阅世编》卷一《田产》二。
[17] 《清圣祖实录》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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