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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顺农民政权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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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充分肯定大顺农民政权的革命性的时候，也应当指出它的局限性。
封建社会中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他们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
但是，他们并不代表一种新的生产关系。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总是处于经常的两极分化的过程中，小部分人上升为地主，大部分人破产成为佃户或被迫流亡。
这是每一个农民战争后建立的新王朝必然面临的规律。
李自成起义如果在军事上胜利了，夺取了全国政权，由破产农民用鲜血换来的胜利果实也必定会落在地主阶级手里，起义军的领导人也势必在地主阶级的包围和腐蚀下步刘邦、朱元璋的后尘蜕化成地主阶级的帝王将相，这是没有疑义的。
在上文里分析了大顺政权存在的整个期间，执行的政策始终代表着贫苦农民的利益，就是说，它直到被满汉地主阶级颠覆之日止还没有转化成地主阶级的封建政权。
但是，这并不是说，大顺政权及其领袖人物就不受地主阶级的思想影响，也不是说大顺政权采取的一切措施都是同地主阶级的封建政权截然相反的。
农民阶级一方面是劳动者，另一方面又是小私有者。
他们的阶级局限性和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了他们即便是在受到地主阶级残酷压迫奋起反抗时，也不可能做到同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彻底决裂。
毫不奇怪，李自成在领导农民同封建制度的代表者朱明王朝做殊死斗争的时候，在思想上也往往不自觉地接受一些地主阶级的东西。
李自成和大顺政权的活动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许多互相矛盾的现象。
例如，大顺政权的政策鲜明地体现了农民阶级的利益，可是在政体上虽然做了一些主要是名称上的改变，基本没有脱出封建政权的窠臼。
李自成在称帝以后同他的战友们依然保持起义农民朴素的民主作风，封建史籍记载：“李贼虽为首，然总有二十余人，俱抗衡不下，凡事皆众主谋也。”
[76]可是在发布文告时又沿用了历代皇帝自称为“朕”
的诏书形式。
在西安立国以后，把封建皇帝恭避御讳的办法也学了过来。
康熙《延绥镇志》等书都记载了大顺政权曾经做出为李自成和他的父亲、祖父的名字避讳的规定。
河北有个成安县，大顺政权建立以后把县名改为漳安[77]，看来也是为了避李自成的名讳。
至于在思想文化上受封建统治阶级影响的东西就更多了。
许多材料记载，大顺军所到之处，都下令拆毁各种庙宇，然而文庙（即孔庙）总是要保存的。
大顺政权虽然下令改八股为策论，但并没有废除科举取士，所出的试题仍然是四书章句。
在北京的国子监明投降官僚曾经叫学生“多作文字”
，恭候李自成来行释奠礼。
大顺政权徐淮防御使武愫到任后“谒先师庙”
，“观风试诸生”
。
[78]大顺政权一方面坚决镇压了一批与农民坚决为敌的地主官僚，另一方面又接受了地主阶级忠孝节义的思想，对一些死心塌地为明王朝殉葬的官僚，不仅不能揭露他们的阶级本质，还抽象地肯定其“忠”
。
如攻克河南汝宁时，明督师杨文岳由于顽固不化被处死，“贼感文岳之忠，痤其尸，为立牌书衔以志”
[79]。
丁忧制度在大顺政权里也采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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