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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告诉我们，当时郧阳地区的残破不是能够按照一般常情来推理的。
姚文以为要不被地方官府所发现，只有“避免经过城池，走小路”
。
其实，走小路才稍有可能碰上明朝的地方官吏。
第四，姚文引用了崇祯十四年二月十四日“御前会议”
的有关史料，指出“当朱由检询问李自成从何处来到河南时，吏科给事中章正宸回答说，闯贼从四川来。
兵部尚书陈新甲立在一旁，急忙纠正说：贼自秦来，不自川来。
陈新甲这句话连说两遍”
，接着，姚文就下断语说：“这一件事是很确凿的。
陈新甲主持全国军事，为人精明练达。
他否定李自成从四川来，而肯定是从陕西来，应有较为可靠的情报依据。”
这些话表明姚雪垠同志相信陈新甲得到的消息比较可靠。
奇怪的是，姚文在接近了事实真相的时候，却一转身又回到“由郧均入豫”
的传统说法上去了。
陈新甲确是了解情况的。
不仅他身任兵部尚书主管全国军事，而且从杨嗣昌的文集中也可以明显地看出他两人的关系不错。
杨嗣昌常常把前线的军事情况通知他，连有些不便于直接向崇祯皇帝奏请的事情也托他转达。
前引杨嗣昌得到的李自成经陕西平利、洵阳、商州入豫的情报，陈新甲当然不会不知道。
明末清初有人曾根据这次廷对怀疑陈新甲断言李自成是从陕西入豫而非自四川来，是为了替杨嗣昌开脱罪责。
其实，这种推测是站不住脚的。
因为杨嗣昌虽然身在四川，但并不是四川巡抚，而是全权负责镇压农民起义的“督师大学士兼兵部尚书”
。
朱由检在崇祯十一年九月和十三年闰正月两次颁发的敕书中都明确写明了他的职责和权力是：
这个敕书把农民起义所涉及的地区全部划入杨嗣昌的职权和责任范围，其中既包括了四川，也包括了陕西。
就是说李自成攻破洛阳处死福王，无论是自川来还是由秦来，杨嗣昌都逃避不了责任。
常识告诉我们，四川同河南并不接界，中间还隔着陕西或湖北。
姚雪垠同志否定了李自成是从四川来的，并无助于证明李自成必定是经湖北郧均入豫。
姚文对陈新甲的说法表示了充分的肯定之后，只用它来驳倒“贼从川来”
，而对问题的实质，即“从秦来”
三字却做了非常含混的解释。
他说：“至于他（指陈新甲）说李自成从陕西来，也并非无根据。
清初文献的提法是‘逃入汉南’和‘息马郧阳山中’。
汉南既包括郧阳地区，也包括陕西境内的汉水以南各县。
这一带地方和郧阳接界，当时打粮很困难，很可能李自成息马郧阳深山，而出一部分人马到兴安、平利和白河一带打粮。”
这种解释未免失之牵强。
即使说李自成曾经派出一部分人马到陕西境内汉水以南地区“打粮”
，也不能同姚文反复论证的李自成是由郧均“走小路进入淅川境”
的说法调和起来。
何况，前面引用的史料业已说明李自成不仅在崇祯十二年冬一度入商，而且在崇祯十三年也是经陕西平利、洵阳“渡河入商”
（渡河当即渡过汉水），然后进入河南的，而陕西的商州千真万确是在汉水以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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