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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而自成以为疑，金星见其疑也，进曰：“河南天下形胜地，且属李岩故乡，若以大兵与之，是假蛟龙以云雨，必不制矣。
异日者举中州之豪杰以与关中争胜负，即主上且奈之何？”
自成曰：“如是若何以劝我从之？”
金星曰：“岩蓄叛已久，臣始劝从之以安其心耳。
且岩与主上同姓，前闻宋军师谶语，在众中欣然有自负色。
今河南反，彼不候军令，不荐他将，而自请兵，目中已无主矣。
国兵新败，人心动摇，遂欲乘机窃柄以自王，是岂复可信乎？不如除之，无贻后患。”
自成曰：“善。”
明日，金星以自成命盛为具，与岩帐饮。
伏壮士于幕后，三爵后并其弟牟执而戮之。
宋献策闻二李之死也，扼腕愤叹。
刘宗敏按剑切齿以骂金星曰：“我见金星，即手剑斩之。”
文武不和，军士解体，自成遂不能复战，而席卷归秦矣。
[23]
类似记载见于《平寇志》卷之十一、《国榷》卷一百二、《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八、《后鉴录》以及《明史》等书。
在李岩被杀的时间上，毛奇龄的《后鉴录》是列在李自成放弃北京但还未进入山西的途中，按时间推算当在五月上旬；《国榷》载于崇祯十七年（1644）六月丁丑日（六月初一为丁巳，丁丑当为六月二十一日）；《爝火录》卷四载于同年六月二十二日，并指出李岩被杀的地点是山西平阳（今临汾）。
就表面来看，这些记载是言之成理的。
可是，一经认真考察，漏洞又很多。
第一，时间不对。
据丁启睿给南明弘光小朝廷的报告，归德府的叛乱发生在五月十六日。
[24]《后鉴录》把杀李岩一事排在李自成尚未进入山西的途中，这时丁启光的反革命叛乱还没有发生，因此不值一驳。
《国榷》和《爝火录》分别载于六月二十一和二十二，虽然在归德府叛乱之后，然而这时李自成已回到陕西。
据一些材料记载，李自成在五月初十向太原进发[25]，六月初一到山西闻喜并继续西进[26]。
可见，李自成经过平阳在五月下旬，怎么会在六月二十一或二十二日突然在平阳同他手下的文官武将讨论河南局势和处理李岩呢？
第三，按照许多书籍的说法，李岩的被杀直接导致大顺政权内部将相离心，无法抵抗清军的进攻，终于造成了最后的失败。
这种说法直到现在还为人们所相信。
其实，这根本不符合事实。
李自成撤到山西以后，指定张天琳守大同，陈永福守太原，刘忠守长治，自己带着刘宗敏、牛金星、宋献策和其他文武官员返回西安，准备集结力量，东山再起，并不是因为在山西站不住脚而“席卷归秦”
。
至于刘宗敏、牛金星、宋献策等人不仅在回西安的途中一直跟随着李自成，而且在西安期间也始终在李自成身边。
这年十二月，清兵进攻潼关时，李自成还同刘宗敏亲自率领军队增援。
[28]潼关失守后，李自成放弃西安，同刘宗敏、田见秀、牛金星、宋献策等人率领军队由商洛地区转入河南，再退到湖北。
牛金星在起义军撤到湖北时同他的儿子牛铨（时任大顺政权襄阳府尹）一起投降了清朝。
刘宗敏和宋献策是在这以后被清军俘虏的。
刘宗敏英勇就义。
宋献策屈膝投降，成了可耻的叛徒。
[29]事实说明，李自成在由北京撤回西安时一路上并没有发生什么军心离散的现象。
所谓“献策他往，宗敏率众赴河南”
的说法，完全是海外奇谈。
（原载于《历史研究》1978年第5期，第65—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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