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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关于李岩建议实行均田免赋的问题。
李自成起义军在崇祯十五年以后确实制定和推行了均田、免赋的政策，丁耀亢《出劫纪略》等材料反映的情况已为人们所熟知。
起义军在北京和其他地区对明朝官僚进行“追赃助饷”
，是为了解决对农民实行免赋以后的财政来源问题，这充分体现了李自成起义军和大顺政权是农民革命利益的坚决维护者。
究竟谁是这一政策的倡导者？传统的说法仍是李岩。
查继佐在《罪惟录》中说：“李岩教自成以虚誉来群望，伪为均田免粮之说相煽诱。”
[14]同书《帝纪》卷十七说法略有不同：“自成性极残，伪党牛金星教以慈声惑众，谓五年不征，一民不杀，且有贵贱均田之制。”
其他一些书虽然没有提到均田，但在叙述起义军实行免粮政策时也归之于李岩的建议。
这种说法究竟有多少真实性，颇值得研究。
因为凡是反映大顺政权实行均田免粮的第一手材料都没有交代提出政策的人是谁，而直接写明是出自李岩等人建议的作者，又都是同起义军没有接触的人。
其实，追赃助饷同免赋政策是相辅相成的。
但是，过去几乎所有把免粮归功于李岩建议的书籍，都把追赃助饷归之于李自成、刘宗敏等起义军领导人，而李岩和宋献策等人往往被描绘成对追赃助饷政策持保留态度。
这些书籍的作者不懂否定追赃助饷就是否定免粮。
既然把追赃助饷政策的提出和推行归之于李自成、刘宗敏等起义军领袖人物，那就理所当然地应该把免赋政策的提出也归功于他们。
第三，关于李岩在起义军中的职务。
崇祯十六年，李自成起义军在革命大发展的基础上，着手建立中央和地方的各级政权，对军队也从组织上进行了整顿，起义军将领分别授予权将军、制将军、果毅将军、威武将军等称号。
根据《绥寇纪略》的说法，李自成设置了五营二十二将，“李岩为中营制将军，与其弟牟颇简束其下，勿纵掠”
。
可是，《平寇志》卷之六和《国榷》卷九十九谈到李自成起义军各营大将时却没有提到李岩，这未必是一种偶然的疏漏。
[15]另外，李自成手下的各营主将（即制将军）所统率的军队差不多都在十万人左右，作战时是要独当一面的。
如崇祯十六年十月，李自成进兵陕西时，自己同刘宗敏等人率师攻潼关入陕，同时命令右营制将军袁宗第带领部队由河南邓县一带经商南、商州进军，然后会师西安。
又如，在从陕西进军北京时，李自成同刘宗敏一道率师取道临汾、太原、大同、宣化、居庸关；同时命令左营制将军刘芳亮领兵渡过黄河后经河南怀庆、山西长治、河北保定，最后会师北京。
传说中的李岩既然是“有文武材”
的中营制将军，又有女将“红娘子”
襄助，本应在攻城略地中大显身手，可是，谁也不知道他打过什么仗。
曾经有人说李岩参加过天津地区的战斗和北京防守战。
其实有关这两次战役的记载并不可靠，这点下面还要谈到。
第四，关于所谓李岩封侯的问题。
李自成在公元1644年正月正式建立大顺政权的时候，曾封功臣以五等爵，当时的大致规定是权将军和制将军封侯爵，果毅将军和威武将军封伯爵。
按照这一规定，如果确有制将军李岩的话，自然也应当封侯。
然而在几种主要著作里偏偏没有李岩。
大顺政权所封的侯、伯各书记载不大一致，用其他材料来印证可以肯定记载比较正确的是《绥寇纪略》，即“汝侯刘宗敏、泽侯田见秀、蕲侯谷英、亳侯李锦、磁侯刘芳亮、偀侯张鼐（原注：一曰义侯）、绵侯袁宗第、岳侯某（原注：失其姓名）、淮侯刘国昌”
。
这里除了张鼐封的是义侯而不是偀侯以外其他都是正确的，有后来的各种官方文书做证。
其他著作如《国榷》虽然误刘宗敏为磁侯，谷英为绵侯，但也没说李岩封什么侯。
到毛奇龄撰写《后鉴录》时，发现各种记载互有出入，就按照自己的想象乱加窜改。
他不知道李双喜和李过都是李锦的别名，竟在亳侯李过之外又把张鼐的义侯给了李双喜，而让张鼐继续顶着那个错误的偀侯封号。
他见有的书上记刘宗敏为磁侯又深信不疑，于是把汝侯换给了刘芳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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