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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阿拉伯数字，也就不可能出现多写“一”
字头、“二”
字头的问题。
即便在统计或抄写时发生了重大错误，《诸司职掌》修成颁布全国之后，湖广、河南两布政司也不会缄默不语；其他衙门也不可能均无察觉，不进行纠举。
五、湖广、河南两布政司的耕地数既然如此庞大，而同书中记载各地夏税秋粮数，湖广不过2462436石，河南为2198909石，比浙江（2752727石）、江西（2664306石）征粮数少，而与山东、山西近似。
可是，江西、山西布政司田土只有40余万顷，浙江为51万顷，山东为72万顷。
何以各布政司也未发现册籍讹误奏请更正？也没有见到此后有援引河南、湖广为例，以负担不均入告之事。
六、《诸司职掌》在明代是一部非常重要的法令性文献。
永乐二年（1404），抚安湖广给事中何海言：“洪武中颁布《祖训条章》《诸司职掌》《行移体式》诸书，历年既久，官吏迁易，多所遗失，亦有经兵之处焚毁不存，乞重刊诸书颁布中外，俾知遵守。”
[18]这个建议得到了明成祖的同意。
此后《诸司职掌》还曾多次翻刻，何炳棣先生所用版本就是万历七年（1579）大名府官刻本。
书中的数字直到明孝宗弘治年间纂修《大明会典》时仍作为权威性的文献引用，足见至少在100多年内没有人认为它存在重大错误。
我们这样讲，并不意味明代统计册籍中没有差错。
事实上，上面引用过的正德、万历《会典》和《后湖志》汇总时就有错误，一些地方志内总数与分项数也常出现不一致。
洪武十五年（1382）四月，户部奏：“天下郡县所进赋役黄册，丁粮之数类多错误，请逮讯之。
上曰：里胥或不谙书算，致有错误耳。
若罪之则当逮者众，且以郡县之广、人民赋税之繁，其间岂无误者？令官为给钞市纸笔，再造以进。
复有错误然后罪之。”
[19]这说明各级机构在编制统计文册时都难免发生错误。
问题是，不可能发生这样离奇的重大错误，更不可能在出现重大“错误”
之后长期无人察觉。
为了寻求《明太祖实录》与《诸司职掌》所载田亩数字存在巨额差异的原因，我们应该先设法把这两种数字的来源弄清楚。
先看《明实录》数字。
据《明太祖实录》卷二〇三，洪武二十三年八月，“户部奏重造黄册，以册式一本并合行事宜条例颁行所司，不许聚集团局科扰，止将定式颁与各户将丁产依式开写，付该管甲首造成文册，凡十一户以付坊厢里长，以十甲所造册凡一百一十户攒成一本，有余则附其后曰畸零户，送付本县，本县通计其数，比照十四年原造黄册，如丁口有增减者即为收除，田地有买卖者即令过割，务在不亏原额。
……其各里册首类为图，以总其税粮户口之数，县、州、府、布政司以次总之，而以上于京师，藏之户部”
。
按照这个黄册编造程序，户部掌握的天下田土、丁口数是由甲—里—县（州）—府（州）—布政司（直隶府、州）逐级汇总而成。
为了验证这一点，可以用地方志所载辖区田土数同天下田土总额的分项数核对。
由于《明太祖实录》记载天下官民田数只有总额，没有分项数字，我们只有拿同《明太祖实录》总额近似的正德《大明会典》所载弘治十五年实在田土总额和分项数作为基础，同各省通志所载各布政使司管辖田地数以及府州分项数加以核对，然后再以部分府、州、县志所载本管田地数考核通志所载数。
先以湖广为例，何炳棣先生说：“《南京户部志》，书成于嘉靖二十九年（1550），将湖广的数字纠正为24959391亩。
隆庆六年（1572）《湖广总志》所列全布政司田土总数是24933453亩，更证明《南京户部志》数字的正确。”
[20]经查阅武宗正德年间刊本《湖广图经志书》，列有成化八年（1472）与正德七年（1512）的数字，成化八年湖广布政司所属各府州田亩数为25637835亩，正德七年为25120106亩。
[21]以正德《湖广图经志书》所载1472年及1512年数与何炳棣先生引用过的隆庆《湖广总志》数以及正德《大明会典》所载弘治十五年湖广田亩数23612847亩、《后湖志》所载嘉靖二十一年（1542）数24959391亩比较，确实可以证明湖广布政司管辖的田地一直在25万顷上下波动。
再如河南的田土数字，正德《大明会典》记载为41609968亩。
据嘉靖《河南通志》载河南布政司洪武二十四年田土数为275313顷97亩零，另有“原不起科今系查理官民地”
140809顷75亩零[22]，二者合计41612372亩。
又据成化《河南总志》载成化十八年（1482）田地数为287773顷25亩，另“不起科官民田地塘一十二万九千八百四十六顷五亩零”
，二者合计为41761930亩。
[23]两志数字均与正德《大明会典》所载弘治十五年数极为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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