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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了从州县管辖下的人户中勾补或谪充卫所之后，还应注意到另一种情形，即将卫所多余人丁发还原籍州县。
这种情况在明初和明中期以后都有，如洪武二十年闰六月，“上以京卫将士多山东、河南人，一人在官，则阖门皆从，乡里田园遂致荒废，因诏五军都督府核遣其疏属还乡，惟留其父母妻子于京师”
[231]。
正统元年（1436）二月，四川永宁宣抚司土官王瑄建言五事，其一为：“天下卫所官军多有父祖遗下义男、女婿等项随往者，丁力渐多，为非不一。
宜通行勘实，官留应袭亲属，军留应存余丁，其余悉发原籍当差。
……事下行在户部覆奏。
从之。”
[232]这里提到的还只是“父祖遗下义男、女婿等项”
，不久就扩大到军官舍余和军士余丁。
景泰年间南京总督机务兵部尚书王骥上疏说：“南京龙虎左、豹韬右二卫调到军士，闻在营口众，月粮不足养赡，致逃匿者多。
请令襄城伯李隆审勘，果有不能养赡者，留正军当房家口在营，仍留一丁协理生理，其余愿还原籍者听。”
[233]“天顺八年，令在营官军户丁舍余，不许附近寄籍。
如原籍丁尽，许摘丁发回。”
[234]可见，到明中期由于卫籍人口的膨胀，难以维持生活，经朝廷批准，将部分卫所余丁发回祖籍州县。
这里举一个颇有意思的例子：提起嘉靖年间著名的文人徐渭（文长），谁都说他是浙江山阴人，可是不少方志却记载他父亲徐鏓是贵州龙里卫人，其兄徐潞也是龙里卫军生，连他自己也在应试不利时表示本可以去贵州参加乡试一举成名，只是没有路费罢了。
[235]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徐渭的祖上“以事戍龙里”
[236]，其父徐鏓在弘治二年（1489）以贵州龙里卫军生的身份参加云贵乡试[当时云贵两省生员数少，合乡试于云南，嘉靖十四年（1535）起分省乡试]，得中举人，先后任云南巨津等州县知州、知县、四川夔州府同知。
尽管由于徐文长未留下明确记载，我们仍可以知道徐鏓似乎是为了做官才跑到贵州、云南去参加考试的，罢官之后，他不是回龙里卫，而是回山阴县。
徐渭有二位兄长，徐淮、徐潞都曾在贵州龙里卫学中记名，取得卫学军生资格。
但徐淮经商慕仙，无意功名；徐潞则以祖籍得补绍兴府学生员，在这江浙人文之地“考辄不利”
。
于是，打定主意走父亲的老路，带着妻子不远万里来到贵州龙里卫，在文化落后的贵州卫学考试中他每次都名列榜首，引起卫学诸生的反感，“相鼓告诈冒”
，最后病死于龙里卫。
徐文长在《仲兄墓志铭》中写道：“兄在家煦煦一公子耳，乃因困发愤，舍其赀，走万里道，与僮仆食粝衣粗，入洞箐，穴虎处，取谷息于蛮子。
……而卫固少文，故自抚按大吏以下至百户、军人家，靡不敬藉兄。
然俗犷悍，少焉辄忘其好，或拳殴，而吾宗人为甚。”
[237]“吾宗人为甚”
一语值得注意，表明徐渭的宗人（即和他父子一样为同一祖军的后代）留居龙里卫的相当不少。
徐鏓及其三子可能是摘丁回原籍的。
问题是既已发回原籍，又避难趋易地以贵州卫军生资格去参加云贵乡试，显然是取巧性质，用明代术语说就是“冒籍”
。
正是由于他们父子违例求官，给一些史籍记载带来了麻烦，历来确认为浙江绍兴的徐渭，在《贵州通志》中却说是贵阳府人[238]，至于徐渭的父兄因列名贵州庠序，在该省方志中更有明确记载。
四、卫籍对明帝国人口分布的影响
明代卫所制度对我国历史起过重要作用，这里只谈它对各民族分布的影响。
以西南地区的云南、贵州两省来说，谁都知道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领土。
不过，在明朝以前这两省基本上是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汉族人口很少。
当洪武十四、十五年明太祖命大将傅友德、蓝玉、沐英统兵三十万攻取元朝梁王把匝剌瓦尔密和段氏土司盘踞的云南时，大理土司段世致信傅友德，信首赋诗云：“方今天下平犹易，自古云南守最难。”
信中反复表示希望朝廷不要在云南设“客兵”
；“愚谓留客兵而镇，有泰山之损，无鸿毛之益；仍土人而守，有贡赋之利，无供给之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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