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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
这种解释在一定范围内是正确的，然而却不能用以说明卫籍。
下面我们就来具体探讨一下有关明代卫籍的一些问题。
一、从李东阳的籍贯谈起
李东阳是明中期著名的文学家，弘治、正德年间官至大学士。
许多史籍都说他是湖广茶陵人，可是仔细阅读《李东阳集》内关于他的家世记载，不难发现李氏在江西居住了八世，迁至今湖南茶陵传历九世至李东阳的高祖，洪武初年东阳的曾祖李继二从军，充济南卫军士，不久调入燕山左护卫，携带妻、子移居北京。
死后，其子李允三袭替，由于在靖难之役中立了功，升为小旗，改隶金吾左卫，奉命入内局督军工。
他家原住在白石桥旁，永乐时扩建皇城，其地划入北安门内，李家因而搬到海子（今积水潭）西涯。
到英宗正统年间，李允三因病需代，本应由长子李东阳的父亲李淳袭替，但李淳把军职让给了弟弟李泽承袭，自己却以经商为业。
按明朝制度，李继二—李允三—李泽为正军、旗，李淳及其子李东阳则为金吾左卫余丁。
来自茶陵的李继二这一支到李东阳在北京已居住了4代，100多年里生活习俗的变化在李东阳的文章里留下了明显的记载：他的曾祖父“始居北方，风土不习，言语不相解”
[199]，到东阳的父亲李淳时情况已大不相同：“以祖以孙，壮者老，稚者壮，声音既变，俗亦浸殊。”
[200]再到李东阳这一辈更是地地道道的老北京了。
中国人有寻根认祖的传统，李东阳的祖父临死时还嘱咐儿孙道：“吾父母葬京师，吾力不能归，吾死其从之。
然汝辈慎毋忘茶陵。”
[201]成化八年李东阳还曾随父往茶陵荷木坪祭高祖墓。
就李东阳来说，自曾祖以下世居北京，说他是北京人是正确的；考虑到他高祖父以上的原籍说他是湖南茶陵人，自然也没什么不可以。
但问题并不仅是李东阳一个人，明朝卫籍人士多得很，他们的籍贯问题又该怎么解决呢？比如说，与李东阳大致同时的彭泽在正德年间官至兵部尚书，《明史》卷一百九十八本传记：“彭泽，字济物，兰州人。”
看来是把他定为甘肃人了。
可是，焦竑《国朝献征录》卷之三十九收录的兰州人刘耕作《大司马彭公别传》的记载却是：“彭泽，字济物，号幸庵，兰州卫人。”
如果再仔细查考一下，不难发现彭泽的情况同李东阳一样，他家原籍是湖南湘阴县，也是因为祖上在明初从军才世居于兰州卫。
李东阳不无首丘之念，彭泽也没有忘记自己的祖籍和族人。
他在一篇题为《皋兰送别从子永端归湘》的诗中说：“栀桥狮石牛眠地，四序无忘扫墓田。”
[202]为什么情况相同的李东阳要按祖军原籍算，彭泽又得按卫籍算呢？
另一个例子是在明末历史上颇为令人瞩目的湖南常德杨氏家族。
崇祯年间，杨鹤曾任陕西三边总督：其子杨嗣昌更备受皇帝宠信，以大学士兼礼、兵二部尚书出任督师“追剿流寇”
，最后兵败身死；杨鹤的堂兄弟杨鹭曾任鸿胪寺少卿；杨鹗在弘光朝任川湖等处总督；杨鸿在永历时任东阁大学士，真可谓一门鼎盛。
可是，这个杨氏家族原籍是现在的安徽省郎溪县，明初祖上从军后才隶籍于常德卫。
崇祯七年（1634）九月，杨嗣昌在奏疏里说得很明白：“臣原籍建平（明代属南直隶广德州），伍符隶常德卫。
一、二、三世之祖皆奉令征讨，暴骨瘴乡。
五世始知读书，八世臣祖时芳始充廪贡，赍志未仕。”
[205]过了四个月，他在另一件奏疏中又说：“臣嗣昌见年四十八岁，湖广常德府武陵县人，由万历三十八年进士除授浙江杭州府儒学教授，历升……”
[206]这个例子相当典型地反映了明末卫所行政化的趋势。
杨嗣昌十分清楚他的籍贯本应是湖广都司常德卫，只是由于卫所的长期演变，他家居住的常德卫部分居地逐渐化入武陵县[207]，所以他有时又径直称自己是“武陵县人”
。
以上谈的是一些同湖南有关的例子，类似的情况各省都有。
明中期负有文坛盛名的前七子之一李梦阳，《明史》《献征录》等书都说他是庆阳人（今甘肃庆阳），其实他也是庆阳卫籍。
李东阳为梦阳之父李正写的墓表就说：“按李氏出开封扶沟。
君祖（即梦阳之曾祖）讳恩，从外舅戍庆阳，死事边徼。”
[208]原来李梦阳家祖籍是河南扶沟，曾祖跟随舅氏从军后才属庆阳卫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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