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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在这种政治空气下，城中百姓虽不免感到精神紧张，但大西政权肇建之初，敌对势力尚欲蠢动之时，严加警戒也是可以理解的，当然手段过于残酷了些。
四、经济措施
大西军在湖广的时候，曾经宣布过钱粮三年免征的政策，军饷等费用都是取之于没收官府、宗室和官绅地主所得。
入川以后有否改变，没有见到明确的记载。
[41]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大西政权在四川没有实行按土地或人口征收赋税的政策。
几十万大军和各级政权的消费，基本上是依赖没收和打粮。
当时人士傅迪吉和李蕃的著作中，都描述了大西军出外打粮的情况。
明末社会中，家有余粮的固然主要是地主，可是这种见粮就拿、见猪就杀的政策，必然要侵犯到一般农民的利益。
如果说这种做法在流动作战时期还有它的合理性的话，那么作为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权，继续这么办就必然走到难以为继的地步。
它不仅不利于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而且必然导致生产的萎缩和停顿。
[42]这不能不说是大西政权在四川站不住脚的重要原因之一。
同大顺政权相类似，大西政权也曾经“取富户追赃”
[43]。
“拘绅衿富室大贾罚饷银，皆以万计，少亦数千，不问其力之足否。
事甫毕，则又戮之如初。”
[44]在雅州“止发土户（指土司）钱粮助饷，地方尚未残破”
[45]。
为了便于民间贸易，大西政权铸造了大顺通宝，制作精工，同明末的薄劣恶钱形成鲜明的对照。
[46]张献忠还下令专门铸造了“西王赏功”
钱，分金、银、铜三品。
这种钱显然是供赏赐有功将士之用。
其铸造的时间大约在入川以后至称帝以前，至于是否可在市场流通尚不清楚。
[47]史料中可以看到不少当地百姓“入营贸易”
的记载[48]，说明大西政权是保护商业的。
五、对西方传教士的态度
张献忠在成都建立政权以后，礼部尚书吴继善曾推荐明末来川传布天主教的耶稣会士利类思（意大利人）、安文思（葡萄牙人）“才德兼优”
，可备顾问。
献忠依言派礼部官员前往聘请。
接谈时，献忠从他们那里得到了许多闻所未闻的知识，感到非常高兴，待以上宾之礼。
不久，以二人“深通天文地理，又知各国政治”
，赐以“天学国师”
徽号，由国库按月发给银两。
这两个耶稣会士通过同张献忠的接触，发现他“智识宏深、决断过人”
，“天姿英敏，知足多谋、其才足以治国”
[49]。
张献忠抱着很大的兴趣向两位传教士询问了西学和西方各国政治制度、风俗人情，兼及天主教教义和“教内事件”
，注意吸收当时西方比较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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