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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顺军被迫“移兵围州城”
，直至八月二十五日才攻克。
[25]这次叛乱虽然平定了，反攻的部署却被全盘打乱。
二、在文职官员当中，原明朝投降官僚以至一部分没有出仕明朝的封建文人，在大顺军遭到重大挫折时也阴萌异志。
《豫变纪略》记载了牛金星在西安时对其亲戚说的一席话：
一日，出为贡生置酒，饮间忽叹曰：“人生乱世，贵贱何足道，孽报耳！”
因指其首曰：“保此物大难。
我在祸网中，或庶几可以幸免，即不免而砍之悬于市曹也亦宜。
君死网中胡为乎？幸即出居他所，卒有变，利有逃匿，保此头颅。”
遂呜咽流涕而罢饮。
李自成还惩办了一些朝廷和地方官员，如刑政府尚书耿始然、户政府侍郎李天笃以及平阳防御使张爌等。
有的固然是因为贪赃枉法，有的则是同政治态度有关。
上述迹象表明，大顺军败回西安之后，内部矛盾有逐渐激化之势。
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全力对敌就不大可能了。
最后，我们还要着重指出一点，即从一六四四年农历六月李自成返回陕西到下一年正月放弃西安，经过了半年的时间，大顺政权当时管辖的地方还相当广阔，处理着好几个省的政治、经济、军事日常事务。
从现存的非常有限的一些材料可以说明，大顺政权在西安期间不仅做了大量的工作，政策上也做了相应的调整。
如在财政政策上就做了重大的改变，停止了追赃助饷，改而实行按土地数字征收赋税的政策。
上文说过，李自成在北京时就感到大规模地追赃助饷对大顺政权的稳定不利，四月初八日曾亲自出面干预，把拘留在营中追赃的明朝官僚全部释放。
然而，当时只是停止了在北京对明廷官员的追赃助饷，其他地方则仍在继续进行。
回到西安以后，便“通行免追比”
[26]。
全面停止追赃助饷的原因固然比较多，但主要原因还是避免对官绅地主过分打击而不利于后方的稳定。
追赃助饷一经停止，各地政权便失去了财源，势必要用其他方式来代替。
我们至今还不清楚大顺朝廷是否规定了统一的征税制度，但从各地的零星材料来看，从一六四四年农历六七月起，许多地方确实开始了征收赋税。
如顺治元年七月，清国子监司业薛所蕴启本中谈到，大顺政权在他家乡河南辉县，“每地一亩派银五分，追比急如星火。
又按亩征解阔布，花缺布贵，敲朴就毙，人相枕藉。
又科派雕以充箭翎，臣乡此鸟最少，乃至死鸱一只，费银十两有余。
又派打造盔甲”
[27]。
曾任明朝兵部尚书、投降大顺政权不久又降清的张缙彦也说：“雕翎、鱼胶，尽派穷民；钢铁、牛角，亦入地亩……初诱百姓以三年免征，后辄百端催科。”
[28]史料还记载，陕西麟游县大顺政权曾经“踏勘荒熟”
，征收税粮，“计当时共坐阖县熟地一千五百一十六顷四十五亩，按地该粮一千八百八十三石”
[29]。
这些史实都说明在形势逆转的情况下，大顺政权被迫提前改变了赋税政策。
只是由于满汉地主阶级相勾结已成大势所趋，局面已无法挽回了，财政政策的改变并没有收到什么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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