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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史籍曾经记载大顺军渡河东征时，中央机构仍然留在西安，李自成统兵所到的地方称为行在，六政府各选一侍郎从征。
[16]此外，李自成的妻子高氏从来没有在北京露过面，可以肯定这位皇后一直留在西安。
这就意味着，大顺军占领北京期间，实际上存在着两京制度。
北京失守以后，西安就成了大顺政权的政治中心。
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当时西北地区的大顺军队比较多，李自成需要亲自去组织反攻力量。
然而，李自成在西撤过程中，没有尽可能地把较多的主力部队留在山西，也没有任命一位高级将领统筹山西防务，回到西安后又没有及时地从陕西调集兵力加强山西的驻军，这在战略上似乎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错误。
李自成回到西安以后，确实很快就开始了反攻的准备工作。
顺治元年七月，清大同总兵姜瓖在一件塘报里，提到了大顺永昌元年七月初七日发出的行牌，其中有“长安二府田（指田见秀），绥德、汉中高、赵（指高一功、赵光远）从西河驿过河，统领夷汉番回马步兵丁三十万，权将军刘（指刘宗敏）统兵十万过河从平阳北上。
又报皇上（指李自成）统领大兵三百五十万，七月初二日从长安起马。
三路行兵，指日前来。
先恢剿宁武、代州、大同、宣府等处，后赴北京、山海，剿除辽左。
至叛逆官兵尽行平洗，顺我百姓无得惊遁”
等语[17]。
这个行牌为了先声夺人，在兵力数字上不免有所夸张，但表达了大顺政权领导人有整兵渡河、同清军再决雌雄的意向。
行牌中宣布以田见秀、高一功、赵光远（原为明朝汉中总兵）统兵三十万为先锋，也值得注意。
他们在大顺军进军北京时分别留守西安、绥德和汉中，养精蓄锐，兵马齐整，计划中让他们打头阵，安排也是合理的。
大顺政权还加紧了反攻的其他准备工作，如筹集军用物资，在平阳府属各县“派征钢、布、翎毛”
等物[18]；在山西泽州、潞安（今晋城、长治地区）“打造盔甲”
[19]；在河南怀庆地区也积极征集制造箭翎的羽毛。
[20]在军事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如清兵部右侍郎金之俊在顺治元年六月上的奏疏中说：“臣接易州道塘报，流贼尚在太原，日事招练。
又询之真定副将王燝云，伪将马总兵（当即大顺军大将马重禧）径倚固关以蔽我。
且连日据守门官军盘获流贼奸细，供称来京探信，实繁有徒。
可见逆闯包藏祸心，固未尝一刻忘东向者。”
[21]七月间，大顺军还曾派出部队东出固关，一度占领了井陉县城。
[22]八月，奉南明弘光政权之命前往北京同清政府和谈的左懋第也在奏疏中说：“然道路传闻，闯贼盘踞晋中，以多寇守紫荆、倒马、井陉等关，似贼不甘心于（虏）而与为难者。”
[23]九月间，高一功部也曾经一度由陕北攻入山西。
然而，这些措施毕竟属于准备工作和局部行动，大规模的反攻始终没有成为事实。
我们不大清楚李自成在部署反攻时遇到了哪些困难。
从一些迹象来看，内部的不稳定是个重要的原因。
不稳定的因素包括：一、当时在西北地区的明朝投降将领还掌握着部分兵权，清王朝则利用各种社会联系对他们广为招徕，而他们的态度或是暧昧难明，或是跃跃欲试；李自成为了防范可能发生的武装叛变，不得不在战略要地分驻大顺军旧部，这就必然要牵扯相当一部分力量。
这年六月，大顺军绥德守将高一功和延安守将亳侯李过，突然把镇守榆林的确山伯王良智（李自成进攻西安时开门投降的明朝守将王根子）处死，由高一功接管了榆林的防务[24]。
王良智为什么被杀，没有见到能够说明当时情况的材料。
上面曾经提到，清廷写给“西据明地诸帅”
的书信曾送到了他手里。
此后他同清方是否有来往不得而知，但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更明显的一个例子是：上文说到七月间大顺军组织了一次反击，由山西出固关占领了井陉县。
正待扩大战果时，投降大顺政权的明都司崔有福，突然在晋西永宁州（今离石）叛变。
他聚集乡兵逮捕了大顺政权的州牧，占领州城，并且骚掠接境的临县、宁乡（今中阳）二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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