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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定国推行歧视政策，把兵将分为“晋兵”
（旧兵）、“秦兵”
（新兵），刘文秀实际上被看成是“秦兵”
的代表人物。
刘文秀失势后郁郁病死，他的部将对李定国更加不满。
史料的欠缺使后来的研究者难以说清其中的周折，但是，有一个重要事实是值得注意的，即孙可望掌权时明、清双方长期相持于四川、湖南西部和广西西部，永历朝廷的控制区基本上是稳定的。
孙可望发动内讧和兵败出逃，对南明来说在政治上影响比较大，在军事上并没有显著的削弱。
清廷决定乘南明内讧三路进攻，南明军队一溃千里，可是无论是清方档案文书还是野史中都看不到双方进行过激战。
可见，南明节节败退的主要原因是内部摩擦和部署不当。
当时担任通政司右通政使的邹简臣所述情况是：“及大清师压境，（马）吉翔倡走缅计，公（指邹简臣）力争之。
定国主吉翔议，弗听。
贵州巡抚辜延泰言于公曰：‘吉翔与晋王切齿公，将诬以他故而甘心焉。
公死非名，宜早为计。
’是夜，定国遣人捕蜀藩旧将广平伯陈建，建夜遁，密报公。
公曰：‘祸至矣！
’乘夜走避之禄丰。”
[46]
文官武将听说朝廷变更了方针，由入川改为西撤，不少人感到前途渺茫，先后脱离朝廷，寻找避难藏身之处，如吏部尚书张佐宸与少詹事汪蛟逃入大理府山中；兵部尚书孙顺、礼部尚书程源、户部侍郎万年策、大理寺少卿刘泌、左佥都御史钱邦芑等行至永平县时改名换号躲入山中。
顺治十六年正月初三日，清军未遇抵抗即占领昆明[47]。
初四日，永历帝到达永昌，跟随的官员已经为数不多。
初七日，召对随驾官员和永昌地方乡绅耆老时，翰林刘和吏科给事中胡显等面奏：“陛下前在云南，独出宸断幸蜀，不幸中改，径走永昌，已失中外之望，今永为天末，舍此则夷矣。
外间轰传车驾又欲幸缅。
缅为外国，叛服不常，就使忠顺来迎，我君臣患难之余，狼狈到彼，亦不能召号中外。
况若称兵相阻，则銮舆进退何所恃耶？今中兴二字不过臣子爱君父之言，其实绝无机绪。
莫若尝胆卧薪，闭关休养。
外之守固关隘，内之劝课农桑，死守年余，以待天意转移。
幸而苟全，四方必有勤王者。
若敌兵势逼，仍当取道走蜀，犹可瓦全。”
[48]说完，号啕大哭，左右侍臣也随之掉泪；永历帝低头无语，随即命刘起草《罪己诏》和《告上帝忏文》。
《罪己诏》中说：“明知祖制之不可灭裂，而力不能见之行事，遂徒托诸宣言；明知邪正之不可混淆，而心几欲辨其贤奸，又渐寝于独断。
以致天下忠臣义士，结舌而寒心；当路鬻爵卖官，寡廉而鲜耻。”
《告上帝忏文》则云：“祖宗成宪既不知听，率由左右奸回，公然受其蒙蔽。”
“惟苍天不早生圣人为中华主，使黎庶得谬推小子作亿兆君。
忠孝阻壅于铨门，而臣不及赏；苞苴公行于政府，而臣不及知。”
[49]这两件文书指责的重点放在永历帝过于信任权奸马吉翔，以致贿赂公行，丧失人心。
然而，马吉翔在孙可望叛变后一度失势，转而千方百计逢迎李定国，定国不察其奸，引为知己，使其重新掌握了朝廷大权[50]。
刘起草的文书婉转批评了李定国，反映了兵败前后永历朝廷内以原蜀王刘文秀为代表的一部分文臣武将对李定国的用人行政的不满。
李定国也引咎自责，奏请奉还黄钺，削去官职，戴罪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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