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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吉翔当天晚上就去同金维新商量如何说服李定国改变主意。
金维新是云南人[39]，长期担任李定国的幕僚，备受亲信。
他本来就不愿意朝廷从自己的家乡迁走，又同镇守四川建昌总兵王偏头为争夺一位美女闹过纠纷，担心转入建昌后将遭到王偏头的报复。
因此，他也同意马吉翔等人的密议，对李定国施加影响[40]。
十二月十五日，永历帝率领文武百官离开昆明，同日到达安宁。
临行之前，李定国传谕百姓：“本藩在滇多年，与尔人民情均父子。
今国事颠危，朝廷移跸，势难同尔等偕行。
恐清兵一至，杀掠**污，猝难逃避，尔等宜乘本藩未行时，各速远遁，毋致自误。”
[41]昆明百姓知道大祸临头，城内城外哭声鼎沸，不少人扶老携幼随军向西逃难。
李定国同白文选商量准备在朝廷和军民撤退以后把昆明一带的仓库储存粮食烧毁，以免资敌。
永历帝却以“恐清师至此无粮，徒苦我百姓”
为理由，传出旨意不要烧毁[42]。
这种妇人之仁在军事上显然是失策的，贵州地瘠民贫，清军沿途筹粮已极为困难；明军在主动放弃昆明等云南迤东地区时如果按计划实行坚壁清野，清方大军云集，粮刍匮乏，即便勉强立足，也难以乘胜直追。
这点在清朝档案中也可以得到印证。
顺治十六年九月二十一日经略洪承畴在一份奏疏里谈到入滇清军粮草“千万艰难”
时说：“所赖王师驻省城，征南将军大兵驻宜良，俱有得获贼遗粮米。
职前三月内到云南，蒙信郡王令职同固山额真臣宜尔德、卓罗等委户部章京同提督张勇、总兵马鹞子及府、厅各官雇觅民夫将省城内外仓米稻谷杂粮逐加盘量实数，派满汉兵丁看守，听户部章京按月支给；其宜良县米谷并委守、巡二道盘查，听征南将军委户部章京支给。
所以二路大兵得支至今九月方完，不待用银买运，计节省银数甚多。”
[43]可见，留在昆明、宜良的粮食竟供应了入滇清军半年以上的食用，结果是养肥了敌军，拖垮了自己。
从各种史籍留下的迹象来看，南明永历朝廷的放弃昆明很难说是一次有组织的撤退。
考虑到清军是在永历帝离开昆明之后半个多月才进入该城，永历朝廷完全有时间召集文武大臣仔细研究战守机宜。
可是，事实却表明朱由榔撤离昆明时就已经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清朝末年在昆明五华山出土了永历皇帝的玉玺“敕命之宝”
。
这颗玉玺被砸成两半扔下，说明朱由榔等撤离时的慌乱匆迫[44]。
放弃昆明以后，庆阳王冯双礼、广平伯陈建、武功伯王会、延安王（艾能奇）长子艾承业率部向四川建昌转移[45]。
二十日，朱由榔等从楚雄出发，二十四日到达赵州。
这时清兵已逼近交水，李定国在二十一日领兵撤出昆明。
金维新把自己同马吉翔商妥的意见向定国报告，李定国果然改变了主意，决策向滇西撤退，派行营兵部侍郎龚应祯赶到赵州，请永历帝前往永昌。
就全国形势而言，南明已日趋衰微，永历朝廷无论是向滇西边远地区撤退，还是辗转进入四川，都很难扭转危局。
可以探讨的只是两个问题，一是西撤同北上入川两个方案中哪一个较为可取，另一点是应有统一部署。
当时拥明抗清势力除永历帝、李定国等直接控制的云南、川西军队外，川东鄂西有夔东十三家，福建沿海有郑成功、张煌言等部。
清军对湘西、贵州、广西、四川大举进攻以前，这三股势力就存在相当隔阂，其中据守滇、黔、湘、桂的明军不仅是主力，而且奉为“共主”
的永历帝也驻于这一带。
随着湘西、桂西和贵州的失守，清军进入云南，永历朝廷和李定国所统主力向西撤入人口稀少、生产不发达的滇西南，兵、饷来源极为有限，同夔东、闽海抗清武装声息难通；放弃昆明一带转入四川，虽然将处于清方包围之中，但存在发展机会。
特别是放弃昆明以后，李定国护卫永历帝西撤，冯双礼、陈建、王会、艾承业率部北入四川，这种分道扬镳之势反映了晋王李定国和蜀王刘文秀旧部之间的龃龉公开化。
刘文秀同李定国不大一样，在孙可望掌权时期他没有多少嫡系部队，几次出征所统率的主力都是由孙可望拨给的；孙可望降清后，他安抚的军队基本上是孙可望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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