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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不看到清廷的度量和眼光比永历朝廷高明得多。
孙可望受到清廷特殊的恩遇，靠的是出卖云贵川抗清事业。
他刚刚逃到湖南宝庆就给清廷递上了“愿取三省上献，以大一统之盛事”
的奏疏，疏中避而不提张献忠开创的大西军事业，说什么“望以关西布衣，适丁明季丧亡之际，不自甘于辕下，遂称藩于滇黔楚蜀之间”
，把自己打扮成逐鹿中原的英雄，他俨然以“国主”
自居，把大西军称为“望兵”
、西南抗清基地为“望土”
，恬不知耻地把同系张献忠义子和大将的李定国、刘文秀说成是自己“恩拔”
起来的人物，又把李定国等人反对他专横跋扈、帝制自为的措施说成“以奴叛主”
。
接着，他要求清廷发兵，“则滇黔蜀地愿尽入于皇上之版图，兵马将士愿咸奉皇上之军旅”
[107]。
到湘乡、长沙同洪承畴见面时，又如洪承畴奏疏所说：“伪王孙可望另有开列云贵形势机宜，职方在查询，再具密疏，恭请宸衷裁断。”
[108]他还同清经略洪承畴会同各提督、总兵进行图上作业，“绘图讲究，有同聚米为山，明如指掌”
[109]。
为了取悦清廷，孙可望不仅提供了永历朝廷军事机密等各方面的情况，献上了“滇黔地图”
[110]，还为清军进攻提供了一批熟悉地形的向导。
1658年（顺治十五年）初，洪承畴遵照清廷谕旨会同孙可望“于投诚各官内查有熟谙湖南、广西、四川、云贵地利官十九员”
，将其中四员派赴罗托军中，其余十员留在洪承畴“军前不时应用”
[111]。
孙可望到达北京朝见清帝后，又上疏奏言：“大兵征滇，臣报效之日。
滇南形势，臣所熟悉。
或偕诸将进讨，或随大臣招抚诸境，庶少效奉国初心。”
清帝命王、大臣商议，结果“以大兵分三路趋云南，指日奏功，无事可望再往”
[112]。
尽管清廷出于种种考虑没有让孙可望亲赴前线，但还是充分利用了他过去在大西军和永历朝廷中的特殊地位，加强了政治攻势。
王夫之记载，当清军三路进兵时，“可望又遣人赍手书招诸将帅，言已受王封，视亲王，恩宠无比。
诸将降者皆得予厚爵，非他降将比。
惟定国一人不赦”
[113]。
这以后，永历政权在军事上的节节败退，不少原大西军系统的将领倒戈投降，孙可望的现身说法无疑起了很大的**作用。
清军在进兵途中，也充分利用了孙可望过去的地位和影响，刘坊在《哀龙江》诗序中说：“戊戌（顺治十五年）冬，清师距遮炎河，谬道路者曰：可望师至矣！
我兵闻风皆睋而失色，或寤者曰：国主至矣！
至矣！
相率惊窜。”
[114]李定国支持的永历朝廷的覆亡固然有多种原因，但清廷利用孙可望原来的地位和关系竭力进行瓦解，无疑加速了这一过程。
从顺治十五年（1658）起，清军向西南的进兵是颇为顺利的，这里面自然也包含了孙可望的一份“功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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