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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十四年十月洪承畴在束手无策的情况下，已经请准解任，回京调理。
十月二十九日他在离任前的一件奏疏中说：“职经略无能，寸土未拓”
[97]，充满了颓丧情绪。
不到半个月，他得到了“云贵逆贼自乱”
的情报，兴奋不已，在十一月十二日转报清廷。
同月十五日接到孙可望派人送来的信后，当即上疏说：“既有此情由，即系重大机宜，时刻难以迟误，职不敢以奉旨解任回京调理致误军机。”
[98]他再也不提年老失明，抖擞精神要为清廷金瓯一统效犬马之劳了。
十二月初五日，顺治帝谕兵部：“经略辅臣洪承畴前已奉旨准解任回京调理。
近闻病已痊愈，仍著留原任，亲统所属将士，同宁南靖寇大将军固山额真宗室罗托等，由湖广前进，相机平定贵州。”
[99]十一月十七日，洪承畴亲自同固山额真六十等人率领三起满汉兵马从长沙前往湘乡县，同月二十五日孙可望在清将李茹春、王平护送下自宝庆起行，二十八日到达湘乡，同洪承畴等见面。
孙可望以投奔之臣，自然歌颂了一番清朝的功德，胡说什么：“云贵远在天末，声教未通，十余年来非敢抗拒王师，实欲待时归命，近益喧传皇上文德绥怀，特恩招抚遐方人心深切向慕，且满洲大兵精强，威声赫濯，自顺治十年岔路口一战杀伤滇黔兵众甚多，十二年出犯常德又折兵万余。
……”
[100]洪承畴也“开诚优礼，款待尽情”
。
彭而述还记载了两人相见的情景：洪承畴对孙可望“仍待以王礼。
可望自称孤，命记室作降表”
。
但他说：“人或传明系未绝，可望接永历为帝，以臣自处身。
及可望出，乃知可望自为，而不关永历也。”
[101]实际上洪承畴的情报比彭而述要灵通得多，他早已知道孙可望是永历朝廷的实际执政者，对这样一位重要人物的来归自然不敢怠慢。
在给清廷的奏疏中，他借孙可望之口说：“数年之内，湖南以守为战，无隙可乘，以致云贵内变自生，人心解体。”
“连年湖南、广西以守为战，节节严密，遂致内变，而决计奔投。”
把自己一个月前说的“经略无能，寸土未拓”
粉饰成“以守为战”
，导致南明实权人物来降的主要原因。
十二月初三日，孙可望随洪承畴到达长沙[102]。
洪承畴在奏疏中说：“今伪王、伪官、伪丁并眷属人口齐到长沙之日，文武臣工兵民士庶无不喜色相告，共庆太平有日，计滇黔负固之众行见闻风来归，以成大一统之盛。”
[103]
清廷对于孙可望的来归极为重视，这年十二月，特旨封孙可望为义王[104]。
为了体现赏不逾时，清廷派内翰林弘文院学士麻勒吉为正使，礼部尚书兼内翰林秘书院学士胡兆龙、礼部右侍郎祁彻白为副使赍册、印，专程前往湖南行册封礼。
顺治十五年二月二十日在长沙举行典礼，二十八日孙可望即应诏赴京陛见[105]。
五月初二日，孙可望在麻勒吉等伴送下到达北京。
清廷命和硕简亲王济度、和硕安亲王岳乐带领公、侯、伯、梅勒章京、侍郎等大批高官显爵出城迎接，场面相当隆重。
明遗民方文当时正在北京，目睹其事，赋诗寄慨云：“南海降王款北庭，路人争拥看其形。
紫貂白马苍颜者，曾搅中原是杀星。”
[106]次日，顺治皇帝亲自在太和殿接见孙可望。
十天之内，皇帝赐宴多达三次，赐银两次共一万二千两，此外赐府第、赐蟒袍、朝衣、缎匹等，孙可望成了清廷上红极一时的人物。
这里做一点对比也许更能加深了解清胜明败的原因之一。
1649年孙可望统率数十万貔貅之众，以云南全省之地自愿归附风雨飘摇中的永历朝廷，南明君臣在封一字王上备极刁难；而清廷对仅率数百人狼狈来归的孙可望却毫不犹豫地加封王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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