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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及这一集团利益时，他只有站在比较软弱的明朝一边，借明朝的名义展开反清斗争。
清廷的招抚郑成功因双方各自坚持自己的条件终告失败。
然而，实际上是各有所得。
郑成功利用和谈使清方释放了1653年四月遭飓风漂入兴化港的辅明侯林察；在福建、广东某些地区扩军征饷，增强了实力。
清廷通过招降也牵制了郑成功在顺治十年、十一年两次的可能出兵广东配合李定国作战。
固然，郑成功本不积极于同李定国会师，这点下文还要谈到；但清廷凭借郑芝龙这张王牌进行招抚，无疑助长了郑成功对永历朝廷的离心力，即他给父亲信中所说“按兵以示信”
。
所以，就全局而言清廷所得远大于所失。
和谈既已失败，清廷改而用兵。
1654年（顺治十一年）十一月，“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郑成功屡经宽宥，遣官招抚，并无剃发投诚之意。
且寄伊父芝龙家书语词悖妄，肆无忌惮，不降之心已决。
请敕该督、抚、镇整顿军营，固守汛界，勿令逆众登岸，骚扰生民，遇有乘间上岸者，即时发兵扑剿。
从之”
[43]。
十二月十六日，清廷任命郑亲王（济尔哈朗）世子济度为定远大将军，同多罗贝勒巴尔处浑（二十天后，巴尔处浑即于次年正月初五日病死，肯定未随军入闽）、固山贝子吴达海、固山额真噶达浑等领兵由北京赴福建征剿郑成功[44]。
郑芝龙失去了利用价值，清廷官员一再上疏要求严加惩办，他们指出郑芝龙和郑成功利用和谈的机会派出使者多方联络，郑芝龙不仅在给郑氏集团亲属旧部的信中流露了不满情绪，而且必然以口信方式泄露清方军事部署等秘密。
从清方截获的几次郑芝龙的私人信件里，确实可以看出他内心的彷徨。
在给林忠的谕帖中说：“本爵美景日近，定不忘尔旧人。”
给林瑞骥谕帖中说：“本爵得意日近，定不忘尔。”
[45]这里所说的“美景日近”
“得意日近”
究竟是指什么颇难揣度，他这批信件是在顺治十一年十一月间带出北京的，次年正月在清廷任职的福建人杨国永疏中说：“郑芝龙或欲亲往（福建），或欲讹封为王以合其意。”
[46]这种推测有一定根据，因为郑芝龙在十一月间一面把郑成功寄来的部分书信上交清廷，指斥“逆子”
“请地益饷，抗不剃发，寄臣书信语多违悖，妄诞无忌”
[47]；一面派家人回原籍收取田租，还表示打算具题本请求清廷同意让他的第三个儿子郑世恩离开京师回泉州管理田产等事务[48]。
如果郑芝龙做的是这种乐观估计，他肯定是失算了。
另一种解释则是郑芝龙预感到噩运降临，用的是反语。
尽管人们可以做种种解释，郑芝龙的处境显然恶化了。
1655年（顺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八日吏部员外郎彭长庚疏请“先废郑芝龙以除内奸”
；同月三十日正白旗下云骑尉杨国永在题本中说：“灭郑成功易，除郑芝龙难。
郑芝龙一日不除，郑成功一日难灭。
……伏乞皇上速灭郑芝龙家族。”
同日，兵部尚书张秉贞等密题“请将郑芝龙本人及其妻孥一同迁居，另行禁锢。
将其家人及财物一并监管原处，视其郑成功系降系拒，再行酌处”
[49]。
清帝批示：“郑芝龙之案事关重大，着议政王、贝勒、大臣等核实密议具奏。”
大约可以判定，郑芝龙及其在京家属于顺治十二年二月间被囚禁[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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