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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成见与习惯大都是特殊阶级（君主，父母，舅姑，男子等等）的保障；讲起“理”
来，卑者幼者贱者实在没有开口的权利。
“回嘴”
就是罪！
理无所不在；故背理的人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所以戴震说：“死矣！
无可救矣！”
“死于法犹有怜之者。
死于理，其谁怜之！”
乾嘉时代的学者稍稍脱离宋儒的势力，颇能对于那些不近人情的礼教，提出具体的抗议。
吴敬梓、袁枚、汪中、俞正燮、李汝珍（小说《镜花缘》的著者）等，都可算是当日的人道主义者，都曾有批评礼教的文字。
但他们只对于某一种制度，下具体的批评；只有戴震能指出这种种不近人情的制度所以能杀人吃人，全因为他们撑着“理”
字的大旗来压迫人，全因为礼教的护法诸神——理学先生们——抬出“理”
字来排斥一切以生以养之道，“虽视人之饥寒号呼，男女哀怨，以至垂死冀生，无非人欲！”
戴氏总论理欲之辨凡有三大害处：
第一，责备贤者太苛刻了，使天下无好人，使君子无完行。
他说：
以无欲然后君子，而小人之为小人也依然行其贪邪，犹执此以为君子者谓不出于理则出于欲，不出于欲则出于理（此四十六字，孔刻本在下文三十三字之下，文理遂不可读。
今细审原文上下文理，移此四十六字于此。
）。
于是谗说诬辞反得刻议君子而罪之。
此理欲之辨使君子无完行者，为祸如是也！
不寤意见多偏之不可以理名，而持之必坚；意见所非，则谓其人“自绝于理”
。
此理欲之辨适成忍而残杀之具，为祸又如是也！
第三，重理而斥欲，轻重失当，使人不得不变成诈伪。
他说：
今既截然分理欲为二，治己以不出于欲为理。
治人亦必以不出于欲为理。
举凡民之饥寒愁怨，饮食男女，常情隐曲之感，咸视为人欲之甚轻者矣。
轻其所轻，乃吾重。
“天理”
也，“公义”
也，言虽美，而用之治人则祸其人。
……
古之言理也，就人之情欲求之，使之无疵之为理。
今之言理也，离人之情欲求之，使之忍而不顾之为理。
此理欲之辨适以穷天下之人尽转移为欺伪之人，为祸何可胜言也哉！
这三大害处之中，第三项也许用得着几句引申的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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