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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如何面对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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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作《英雄时代》得了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自得奖消息传出，我已有几个月不得消停了。
知我罪我，爱我恨我，捧我骂我，哄我诬我，热闹了有一阵子。
我又一次想起了海涅的这首小诗：“爱我者我致以叹息，恨我者我报以微笑。
无论头顶是怎样的天空，我将迎接任何风暴。”
现在，该是背起行装继续前行的时候了。
文学这条路，确实太长，文学这座山，确实太高，不管你走了多远，爬了多高，你永远只是个行在途中的人。
文无第一，这是作家的宿命。
此时此刻，检索一下得失，很有必要。
参评中国的茅盾文学奖，不同一切博彩的游戏，得奖的理由，决不是祖坟冒着青烟的运气。
那么，第六届茅盾文学奖的评委会，为什么要选择《英雄时代》呢？思来想去，我觉得这是在奖励我所走的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这是在奖赏我面对中国现实的态度。
体育界有句已被看成真理的名言：态度决定一切。
作家能不能写好现实，态度同样决定一切。
差不多四年前，我怀着对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的崇敬之心，为我的《时代三部曲》写了一篇七千字的序言，详细讲了我这三本书《北方城郭》《突出重围》《英雄时代》的成因。
那时，《北方城郭》刚刚在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的终评时名落孙山，《突出重围》刚刚结束了因同名电视剧大红大紫而洛阳纸贵的风光历史，《英雄时代》的单行本刚刚面世。
我曾写了这样几段话。
我在分析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曹雪芹这三位大师的区别时，首先发现了他们所处时代的共性：社会都处在蓬勃向上的转型期。
拿破仑帝国后的法国，废除农奴制后的俄国，康雍乾盛世的中国，不都是蒸蒸日上的时代么？后来，我又发现李白、杜甫生活的中国，但丁生活的意大利，塞万提斯生活的西班牙，莎士比亚生活的英国，无一例外都处在上升的转型期。
我认为我现在所生活的时代，与上面所说的时代，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向上的转型。
得出这个结论的理由是：第一，中国人的普遍的心理特质，经过毛泽东这样伟大人物长达几十年的改造，已经彻底摆脱了二等人群的自我认定，变得健康而可以张扬了；第二，维持社会前进的基本秩序，正在由人治的随意约束转向制度的稳定约束，尽管这种变化因其改良的特质而显得缓慢，但也许中国正需要这种不停歇的改良；第三，千人一面、万人同声僵死现实，正在土崩瓦解，中国人可以比较自由地展示自己的个性了；第四，我们的文化，显然在经过上个世纪一头一尾进行的东西方文化汇流或碰撞中，得到了良性的滋养，并在逐步在现代的价值体系中形成了自己独立的精神品格；第五，欲望不再只被看作洪水猛兽，在认识它的作用时，多数人变得中庸了。
我一直十分庆幸自己在十五岁时，赶上了中国的伟大转型的开端，并和这个转型的过程一起，渐渐走向个人的成熟。
我一直认为长篇小说，是专门为描绘上升的社会转型期的时代主角们的行状，而发明的一种文学体裁。
古今中外文学史上留传下来的经典长篇小说，十有八九是写作家同时代主体生活的作品。
《堂吉诃德》《红与黑》《高老头》《罪与罚》《白痴》《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是这样，东方的《源氏物语》《金瓶梅》和《红楼梦》是这样，现代西方的经典长篇小说《追忆逝水年华》《喧哗与**》和《尤利西斯》也是这样的作品。
对自己生活的时代缺乏热情，认知无方，最终必将把中国的文学引向歧路，使我们错过创造出伟大的流芳百世的作品和良机。
我一直认为，将来能代表中国文学创作最高水准的作品，绝大多数肯定是描绘作家同时代生活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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