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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当年几乎牺牲了全家的利益，供父亲读了大学，自然不是希望儿子人到中年后像他一样侍弄菜蔬。
在我的追问下，母亲才简要告诉了我原委：父亲在纪委主抓一个经济大案，查到副县长头上还不知道收手，拒收副县长夫妇送来的礼物后，还不顾副县长的暗示，派人到外地取证。
他派去的人都识时务，背叛了父亲，把查案的进展情况向涉案的大官员作了汇报。
结果，在我县当了几十年县委副书记的总舵主雷霆大怒，不几天，就把父亲调去了广播局。
父亲遭此打击，也想随波逐流了，年节下开始收部下送来的烟酒，并同意广播局外线班用了二十斤铁丝为我家搭了个葡萄架。
因广播局长的位置是个肥缺，总舵主就寻了父亲用公家二十斤铁丝为自家搭葡萄架的不是，一脚把父亲踢到了党校这个清水衙门。
这件事让我第一次看清政治的面目，感到万分惊悸。
眼看着父亲一天天地颓废着，一天天地往菜农回归着，我感到了我为人子的无能。
1988年春天，我生出了写一部小说为父亲申冤的念头。
这就是《北方城郭》的成因吧。
1989年3月，我写出了三十二万字的《大炼狱》。
写完后，我喜忧参半。
喜的是自己一出手写长篇小说，就能写出三四十个人物，就能搭出一个自我感觉还不错的长篇小说骨架；忧的是书中根本无缘见到当年整治父亲的那些个人，取的是鲁迅先生塑造阿Q的手法写李金堂等人，没有写出我所希望的对李金堂的恨，反倒有点喜欢李金堂这个我已经无法控制的“恶人”
了。
我把稿子寄给了我所敬重的海波审阅。
半个月后，海波来了一封长达八页的信，批评我这种一口想吃个胖子的做法，要求我再写十年中短篇小说后，才可以碰长篇小说这种大型体裁。
对海波的意见，我是又服又不服。
服的是他点出我在具体操作上的缺失，不服的是他对此书的根本上的颠覆。
我固执地认为：这部书的骨架是可以的，几个重要人物的设置也是站得住的。
1991年秋，我在朱向前老师的游说下，去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读书，行李中就夹着《大炼狱》的初稿。
第二学年上学期，我已经彻底恢复了自信，就把这个初稿交给张志忠老师，请他给打个分。
张老师匆匆读完后，表达了这样的意见：书可以出版，达到了中平水准，技术上的问题也需要认真处理。
我不想出一本中平水准的长篇处女作，因为这时对此书的结构和人物更加自信了。
按照我当时的判断：中国社会正在进行的大转型，与大革命后的法国和废除农奴制后俄国的社会转型，有着惊人的相似，在今后的十几年内，中国文学中的长篇小说，必将出现师法巴尔扎克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批重要作品。
我自信《大炼狱》走的是正路。
这条路或许比师法20世纪世界文学大家，如乔伊斯、福克纳、博尔赫斯，更能走得远一些。
我所缺少的，仍是扎实的内功和对现实社会、对历史真实的个人化的深入研究。
对中国近代、现代以及当代重要历史事件进行重读后，我又进了鲁迅文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合办的研究生班继续读书。
在这几年间，我单独或与同学合作了《红太阳白太阳》《纵横天下》《日出东方》等纪实作品。
又为贾平凹的《废都》写了一部名叫《虚城》的续书，又和何启治先生合作了一部反映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在八九十年代之交命运的长篇小说《当代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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