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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态度是：展示这些现象目的是为疗救。
第二种态度是：仅仅是为了展示，有点自然主义之风，有点零度写作的姿态，腐败与作者的感情无关。
第三种态度是：由腐败现象出发，进行作者的主观推演，得出社会已经无可救药的结论。
这三种态度，应该说都可以写出腐败问题的佳构，但要看腐败发生在社会的哪一个时期。
清末的谴责小说、政治黑幕小说，大量地写了社会不可救治的腐败现象，作者的立场和态度都是希望清王朝快一点崩溃，实际上这个王朝也真的要崩溃了，于是这些作品也就活了下来。
用清末作家的眼睛看今日的腐败现象，恐怕就有问题了。
因为任何一个人，包括西方人，都不能不承认，中国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前进时所遇到的问题，是自身肌体可以自我调节的和解决的问题。
我认为，对于社会的负面生活，不存在可不可以写的问题，问题是应该怎么写。
中国的政治、法律是还处在转型的过程中，距理想的状态相距很远，但是，它总要比曹雪芹生活的时代、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的时代的政治和法律要宽松、开明得多吧？如果说比那些时代黑暗，那无疑是说谎。
曹雪芹时代，写一句“清风不识字为何乱翻书”
，是要掉脑袋的。
《罪与罚》原稿中写了杀人犯和妓女在一起点着蜡烛读《圣经》的场景，检察官要求作者必须把它删去。
基于这种认识，我在我的作品里，并没有回避负面生活。
在《突出重围》里，我塑造了一个有着光荣的历史，后来在演习中搞战场腐败，最后自杀谢罪的副师长高军谊，暗示他的女儿在他死后当了三陪小姐的结局。
这条线的描写，事后被认为是对现实军事题材小说创作的一次大胆的禁区突破。
可是，在构思和写作中，我从未把这条线看成一种禁忌，这在军事题材的创作中，历来是一种禁忌，但因为我在这部作品中，是想让国人关注关注中国军队到底能不能打仗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也就是军队的核心的本质的问题，主旨是提出这样一个命题：古老的中华民族要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获得伟大的复兴，就必须从各种各样的重重包围中冲杀出来。
有了这个立意，写战场腐败，不但没让人觉得这支军队无望，而且增加了这部作品的厚度和丰富性。
在《北方城郭》和《英雄时代》中，我也用同样的思路表现了我们正在经历的生活的另一面。
在怎样表现已认识到的负面生活时，我们不应该忘记鲁迅先生对待阿Q的态度：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最终的目的是为了疗效阿Q麻木而病态的心。
怎样认识和描绘这个伟大的时代，是当代中国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个大课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对这个课题的重视程度的高低，解决问题方法的多寡，决定着这个时代文学质量的轻重，决定着每个作家的生死。
21世纪已经来临，它必将是比20世纪更加丰富、更加难以把握的世纪。
21世纪的中国，必将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如果再考虑到中国在物质形态上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如果再考虑到中国在文化上和其他优秀文化的差异性，21世纪的中国文学肯定会出现一个辉煌的时期。
应该说，立等可取已经为中国现在的青年作家提供了绝佳的机遇。
而机遇，从来都是对有备者的奖赏。
二十年前，我放弃比尔·盖茨式的道路，进入文学创作的道路，是对是错，已无探讨的必要。
我现在想的是：既然在文学的小道上走到了今天，只能继续沿着这条道走下去，用长篇小说这种方式，回报军队，回报祖国，回报这个千载难逢的伟大时代。
《时代三部曲》作为我描绘这个伟大时代的阶段性收获，已经成为过去，我只能也必须把希望寄托于未来。
2001.4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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