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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近的土壤，可以种出相同品种的庄稼。
这种对时代的宏观把握，是我创作长篇小说的理性基础。
其次，才是如何认识和表现具体的生活的问题。
认识生活，在我看来有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看生活，一是想生活，看生活是感性的，想生活是理性的，二者缺一不可。
深入生活对于作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要把它抽象成一个口号，或者具象成一种程式化的行动，对作家又是有害的。
在当今时代，作家的生活来源，仅靠亲历是不够的。
我把生活的来源分作三个，一是亲历的，二是目历的，三是心历的。
这么讲有些抽象，可以结合我的创作把它具体化。
《北方城郭》《突出重围》和《英雄时代》，主旨都是描绘我所生活的这个伟大的时代，动用的是我两个时段三个空间生活的积累，《北方城郭》动用的是我十六岁以前在中国县城以下空间的生活积累，《突出重围》动用的是我十六岁以后在中国军营这个空间内的生活积累，《英雄时代》动用的是我十六岁以后在中国省城到京都这个空间的生活积累。
再以《突出重围》为例把它细化。
写《突出重围》的时候，我已有十八年军龄。
但这十八年，我亲历的身份只有两个，一个是军校学员，一个是我军普普通通的基层技术军官。
如果我只重视亲历生活的积累，我无法写出现在的《突出重围》。
在《突出重围》里，我能把笔伸向野战部队，伸向上至将军下到普通士兵这样一个庞大的人群，主要得力于我目历生活和心历生活的贮备。
目历生活，我动用了长达十数年对各个阶层军人进行分类观察和研究；心历生活，我动用了一个有十八年军龄军人参与我军在新时期充满希望而又步履艰难的现代化、正规化进程的全部心灵体验。
当然，亲历的生活，在《突出重围》中的地位是无可替代的。
如果我当年没有读计算机工程专业，如果后来我没有在一支科技含量很高的部队工作十多年，仅靠观察和研究，我很难在三十出头，写出《突出重围》这样的作品。
认识生活，这三种来源缺一不可。
正是靠着这种方法，我在《北方城郭》中，写了李金堂这样的官员，我在《英雄时代》中，写了陆承伟和王传志这样的企业家。
怎样描绘和表现已经认识到了的生活，也有正途和歧路之分。
在这个关键处，处理不好，也会出现种龙种收跳蚤的悲剧。
譬如，基于我对这个时代总体特征和主要精神的把握，我把《突出重围》定位于一部基于一个军人作家对国家民族忧患意识而为中国军队写的盛世危言。
危言作为一种言论，前面的定语不同，效用就会是两样的。
如果作家对时代走向的判断是末日的来临，这危言就会变成人类的索命符。
我相信活生生的生活，具备多义性，作家表现占有生活时的立场或者是态度，至关重要。
举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
腐败这个东西如今已经成为阻碍中国前进的重要的负面生活现象，每个作家都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了解甚至是熟知这些生活。
但最近几年，出现过多数人都叫好的《抉择》《大雪无痕》，也出现过遭禁的作品。
原因就出在作家面对腐败的立场和态度上。
作家面对腐败这一社会毒瘤，一般可有三种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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