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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建伟：在传统创化的问题上，我认为对军旅小说还得讲究个特殊性。
军旅小说实际上是讲究一些程式的。
也就是说，我认为中国的军旅小说对传统的承继更为重要，创化的问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并不关生死。
《弗兰德公路》和《潘达雷昂上尉和劳军女郎》这种创化方面更突出的经典，恐怕在中国开不出什么花儿。
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十余年移植的尴尬情况，也可参证：并不是任何一条道路都适合中国走。
再一点，20世纪就要过去，到底应该师承谁的问题，也该认真考虑一下了。
朱向前：这个问题是值得认真讨论的。
20世纪的文学是采取对19世纪叛逆的姿态，基于哲学的百家争鸣、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兴起，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说的普及而成长起来的。
同理，它也并没遮挡住生长在进化论、黑格尔绝对精神、能量守恒定律上19世纪文学的光芒。
21世纪的文学，是不是要在网上的世界、地球村意识、基因学的突飞猛进上生出呢？所以，军旅小说确实也需要一次在传统和创化上的重新定位。
《三国演义》过时了吗？《战争与和平》过时了吗？《静静的顿河》过时了吗？在世纪末，恐怕需要中国的军旅作家重新审视。
柳建伟：我一直有一个固执的看法，并不是什么题材的作品都有永恒的意义。
拿军旅小说而言，我认为如果军队的生存境况根本无法表达时代的主体精神的话，那么写这一段军营生活的作品，价值都不大。
直白地说，我认为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特别是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后，和平时代的军营已不能表达时代的主体精神了，作家们在选择和平军营作为描画对象时，应该慎重。
朱苏进一脉式微了，“农家军歌”
也有点唱不下去了，深层原因正在这里。
所以，军旅文学的战役，必须改变主攻方向，否则，只能是出力不讨好，又费马达又费油。
朱向前：我也有同样的感觉，只是没有你的那么强烈。
平心而论，80年代军旅小说的勃兴，与南线那场局部战争关系甚大。
在那个特定历史时期，民族矛盾空前突出，军队跃升至主角了。
不过，我还是认为朱苏进为代表的写和平军营生活作家的作品还是有它们无法替代的价值的。
柳建伟：但这种价值在衰减。
随着军队在社会构成中的准确定位，这类作品只能是更加边缘化。
我认为下一阶段军旅小说的主攻方向应该调整到革命历史题材方面，在这方面出大作品的各种条件已基本成熟。
一，比较完整的史料已有公开披露；二，内外环境比较宽松；三，作家在操作问题上已没太多障碍。
朱向前：《我是太阳》和周梅森的抗战系列中篇已积累了一些经验。
另外，《白鹿原》《**肥臀》《一九三七年的爱情》等有影响的小说，实际上有很大部分是指向战争时期的。
我相信在主攻方向调整后，军旅小说必会在这一领域开出奇葩。
1998.3.20于北京魏公村
1998.6.16-18柳建伟整理于成都
1998.6.16-18朱向前改定于黑白斋
注：朱向前，著名文艺批评家，解放军艺术学院原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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