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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晚生代作家齐步搞本色化、一已化，必然要带来军旅小说格局的狭小。
柳建伟：军队的晚生代作家，这些年也相当刻苦努力，也都有自己的追求，也都能体现一些亚风格一类的特征，但似乎都有点过犹不及。
赵琪的过分空蒙灵动，陶纯的刻意绵长涓细，石钟山的过于精巧细致，刘静的苦心泼俏老到，裘山山的太过讲究冲淡平和，庞天舒的太多干涩生冷，出现在90年代军旅青年作家群身上，确实让人不敢乐观。
我曾选了以上几位作者的代表作给一位地方评论家阅评，他只对我谈了阅读后的总体感受：男作家们少骨，女作家们缺水。
实话说，这是一个让我感到有些愤懑却也无力回击的评价。
朱向前：总的来说，90年代的军旅小说从当代军营、现当代战争，古代战争和未来战争等几个角度立体而宏阔地表达了作家们对军旅文学永恒主题的沉重追问，成绩也不小，但已露出彷徨中即将迷失的危险，填补空白的作品有之，如《末日之门》和《战争至尊者》，创造性成果较少见。
三、军旅小说的新的生长点何在
柳建伟：这次对话有点过分沉重和悲戚了。
时值世纪末，还是应该展望一下军旅小说这一支的未来。
记得你在一篇文章中，认为世纪之交中国文学的生长点有三：一是提升作家素质，二是拥抱现实生活，三是立足传统创化。
你那篇文章是面对整个中国文学的，主要谈的是理论方面的问题。
我觉得对军旅小说创作也有一定的针对性。
我看应该把拥抱现实生活放在第一位。
朱向前：归根结底，生活才是创作的唯一源泉，也是培养文学生长点的沃土。
就军旅小说创作而言，要从迷失的险途回归正道，拥抱现实生活确实是第一要旨。
拥抱现实，先需要的是全方位的拥抱而不是瞎子摸象式的拥抱。
90年代的军旅小说，最刺目的毛病就是表现出作家们对现实军营生活的不熟悉，能表现一爪半璘的也叫不熟悉。
不熟悉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作者与现实有隔，现在比较活跃的中青年军旅作家，大部分已转入专业创作多年，有的还担任了各专业团体的领导职务，第一个创作喷发期给他们带来了人生的转机，步入了另外一种生活中，客观上与基层和前沿的生活都拉开了一定的距离，导致了作家对现实的疏离；二是作家对社会转型后引发出的思想观念、价值体系、生活方式、道德规范等诸多方面所发生的冲撞、更新的程度和速度缺乏认知甚至是必要的心理准备，下意识地坐在遗老遗少的板凳上。
譬如，我们很多描写90年代军营生活的作品，还都是把军人的职业当成最高、最神圣、最有价值的选择，希望借此完成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主题的铸造。
这显然是片面的。
柳建伟：最近我在单位听到这样一段民间口头创作：下士中士上士，其实你什么也不是；少尉中尉上尉，在社会眼里你都无所谓；少校中校上校大校，转业到地方一个都不笑。
这种民谣式的总结，实际上是可以看成民间心态的晴雨表的。
军人的职业，早不是唯一的最上人生选择了，甚而至于“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
的古谚已逐渐成为许多人的共识了。
我的感觉是，感受生活比深入生活更重要。
虽然我并不反对作家到基层挂职带职的补充生活方式，但我很怀疑这种方式的效果。
朱苏进去炮团挂副政委，而不是真的副政委，在别人眼里他只是个观光客，这和柳青当年回乡当农民最后写出创业史有质的区别。
周梅森到徐州挂职后写出了《人间正道》，改编成电视剧后，收视率极低，普遍的换频道的原因是觉得太假。
一个作家，必须具备感受三种生活的能力：一是经历的生活，二是目历的生活，三是心历的生活。
没有这种能力，代职十年团政委，也写不好个团政委。
朱向前：精神软化和学养匮乏的问题，也亟待解决。
因为军旅作家生长的特殊性，恐怕还有个先把自身的学养提升到全国作家在90年代平均水平上。
相靠和重复自己，实际上是学养不足的内虚症引发的。
军旅小说更拒绝软化了的精神，它需要强健的精神才能生发出来的崇高感、神圣感和人格力量。
学养匮乏只能导致美的目标暧昧，风格定位模糊，语言、学识和思想的贫困，胸襟的狭窄；精神软化还会导致沉溺于小情小趣不能自拔，无法指望出现大格局、大创造。
要改变军旅小说创作的疲软状况，我以为要特别提倡做精神圣徒的执拗和做学者的坚韧。
这两个作家的根本问题不解决，很难指望军旅文学有上佳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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