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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百万富翁，曾经沿街乞讨过。
他能有今天，仅仅是因为他恶毒地运用了智慧，聪明地使用了机会。
于是，众多的于连·索黑尔登场了。
高老头被两个口口声声挚爱他的女儿暗算了。
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相象，我们的作家艺术家无法完全避开巴尔扎克、司汤达和陀思妥耶夫斯基。
固然，我们的公众可能不再需要巴尔扎克解剖学家实验报告式的烦琐重复杂芜的文字，但公众仍需要看他这种百科全书式的觉察广阔的世界。
不管我们的作家掌握了多少流派的先进的表现手法，巴尔扎克式的从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地理环境、种族等方面全方位感知生活的前期创作方法，是不能抛弃的。
有了这一点，你流一下意识，变个屎克郎什么的，把电线杆象征成男性**，来一点电报式的海明威，像略萨一样坐在咖啡馆天南海北侃一通，叹息世界肮脏和荒谬，福克纳般搞一点乡土人情出来，总之，管他娘的怎么天马行空地折腾，公众都能认出你笔下道地的中国。
陀思妥耶夫斯基创造力最旺盛的时期，农奴制已经废除。
现实呢？距真正给俄国带来光明的十月革命还很遥远，整个社会一片黑暗。
凭着一线光明的照耀，许多人抱着善良的愿望以不同的方式去改良社会。
现实并非因为俄罗斯土地上有了理想世界的萌芽就和人民和解，眨眼工夫变成一个极乐世界。
悲剧就诞生在理想与现实的这段距离上。
悟透了这样的社会现实，又不能逃离出去，必须和现实和解，同时又不甘心。
这种痛苦是无法解脱的，是带着种族、时代鲜明印记的——阮籍式的痛苦。
拉斯科拉尼科夫杀了高利贷主和她的妹妹，这种痛苦便不肯离他而去，最后他只好用另一种肉体的痛苦——服苦役替代。
男男女女的脸上，都挂着堂吉诃德式的愁容。
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同样的向往，却又不能摆脱现实的矛盾，眉头间的苦闷愈来愈浓重。
我们一面观察着世界，一面审视着内心。
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严酷地拷问灵魂，托尔斯泰的心灵辩证法，巴尔扎克手中的手术刀，在揭示当代真正的中国时，我们分不清楚谁更重要一些。
当代的中国兼容了以上三个时期最重要、最深刻、最本质的特征。
社会外在行为展现的痛苦，内出血形式的更深邃的个体的精神痛苦，互相推波助澜，不把对方逼向一个极限，新的婴儿绝对不会呱呱坠地。
作家的清醒必须有两个方面：一是直面现实；一是审视人心。
公众需要看见这种完整背景下的作品。
他们不要席勒式的，也不要单纯的花月诗人。
我们把背景、把阵痛中必须的清醒强调到这样至高无上的位置，无疑把自己逼上了绝路。
下面，我们使用一次这并不新式的武器。
把陷入困境的军事文学作为考察对象，是因为它自身鲜明的特点可以让我们从容一些下手。
长征，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都惊天动地泣鬼神，却没有在世界范围内给我们的军事文学带来光荣。
很难想象，把战争从历史中抽去后，还能不能找到社会发展的轨迹和脉络。
文学必然要反映历史长河的这些重要时期。
世界文学史上，留下了《伊利亚特》《奥德赛》《罗兰之歌》《三国演义》《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等名篇。
后来，又出现了描写苏联卫国战争的五次军事文学浪潮和美国描写他们一场失败战争的电影——越战片。
如果硬要从文学中划出军事文学的领地，那么，这块土地上自有它特定的主要形势和主要氛围。
战争应该是超越于一切上层建筑上的主宰。
个体的甚至是群体的命运将随着军事力量对比的变化，不由自主。
一切秩序（不管它合不合理）都是暂时的，瞬息万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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