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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作家不用费很多精力于艺术，读者也不用经受中止阅读惯性的痛苦。
顺便指出，能入骨地表现出“重大题材”
，需大智者、大**者、大淡泊者，甚至大罪恶者。
“文革”
后复出的、成长的中年作家身上偏激地向社会索债的报复心理，青年作家身上井底之蛙的浮躁自负，功利心导致的过分标新立异和投机取巧，几年前已有苗头，批评家却把这些都当作创作个性加以鼓吹，直接的恶果是中国文学要需三五年的代价来修正。
单纯的学者式的、旗手式的别林斯基对我们新时期的文学显得太晚，丹纳式的总结分析又显得太早。
我们的文学需要一身二任的批评家。
丹纳的时间艺术过于成熟，几乎到了无可挑剔，因而少了一种正在盛年时艺术所具有的狂放意绪和原始生命力的升腾。
因此批评的任务，就是要拿出一个或几个辉煌时期，详尽地加以分析、论证，指出什么是真正的莎士比亚、巴尔扎克。
别林斯基时期，艺术还有待于公众承认，自身的形式或过于质朴或过于冒进，艺术的创造还没有到自觉的和自信的时期。
公众还需要有人唤醒，作家艺术家需要有人肯定和支持。
我们新时期文学恰恰处于以上两个时期的中间状态。
大作品被中国人承认，根本不存在问题，只是没出现大作品罢了。
巴金先生怀着沉痛的与民族共忏悔的心情，一字一滴血泪写出的《随想录》，在公众中不胫而走就是很好的例证。
不能因为看见了母体的肚子大了，就做雀跃状。
怀的真龙天子却生出一只蚯蚓的悲剧，历史上也比比皆是。
真正的艺术品，在它刚刚诞生的时候，也许只有少数优秀人物可以理解，但当时间发生作用后，再经过一代又一代批评家的阐释，公众慢慢地就可以领悟。
优秀文化的精灵会进入民族的血液，渗进民族赖以生存的土地，散布在空气之中，在为了活下去的劳动中，在延续生命的呼吸里，甚至在传宗接代的同时，文化也获得了永恒。
因此，批评家虽然喊了，也确实喊出了一些有见地的结论，却没有做把作品化入空气、化成精血、变成雨露的工作。
这就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也是新时期文学所亟需的集别林斯基、丹纳于一身的批评。
别林斯基多表现愤世嫉俗的诗人式的热情，丹纳则多呈以理服人的学者式的风范。
我们首先寻找批评家对话，正是因为觉得批评家对我们文学的繁荣所负的责任太过重大的缘故。
我们看好批评，说了许多话，但文学中决定昌盛和衰落的永远是创作。
这是常识。
面对作家，我们的力不从心愈甚。
创作是一个极其难以寻出规律的心灵历程，参透它，需要极高的悟性。
有人认为，只有当一个时代成为历史时，文学对反映这个时代才有用武之地。
果真是这样，文学只剩下历史题材的东西了。
我们如何解释巴尔扎克、司汤达、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曹雪芹？《红与黑》作于1830年，它的副标题就叫《1830年纪事》。
对于一般人，常常是这样，当岁月无情地流逝过去很久后，才能品出它的价值。
生活，大到社会变革，小到个人琐事，连续不断地叫我们经历，却都只滑过意识的表层，便是留下痕迹，旋即就会被新的痕迹掩盖，最后，在意识上只留下前一秒钟生活阳光的温暖。
整个生活，我们对它的印象是琐碎的，瞎子摸像式的。
我们一分一秒地进行我们的生命，到头来却对我们的生命一无所知。
十年前我们还为时代带给我们的创痛感到不堪回首，五年前我们就能因家里添置了彩电和冰箱兴高采烈，今天马上又对飞涨的物价义愤填膺。
作家则是别样的，天生有这样的禀赋，他们能在一个姿势里，一个眼神中，洞悉一种性格和一个人一生的全部，似乎还不是把它作为一个个体感觉，那一流盼一投足的瞬间，几乎把整个社会都诉说了。
他们常能从芥子一样的小事件中，深刻地、准确地、真实地、甚至有些超前地，感觉出社会的整体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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