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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万人的性格，在十余年沉重的阴郁笼罩后，一时不能适应政治情势的大跌宕。
他们表面上对政治、社会问题、人的问题，多是持缄默观望的。
让绝大多数人公开自己的内心，在当时只是奢望。
但谁都想听听真理的声音。
率先从下一代的教育、情感、人的尊严等问题上，向公众直截了当昭示了黑暗已经过去这个现实。
作家在当时受到尊敬是必然的。
许多有芥子大小小聪慧的人也都极容易地成功了。
那时，只要你有真诚的**，即使你艺术粗糙，甚至刚粗通文法，公众都可以恭恭敬敬地尊称你一声“作家同志”
。
批评家敏锐地发现了当时那一批批作品直面人生、社会的无与伦比的认识价值。
但是，批评在推波助澜的同时，并没有清醒地指出文学本身审美层次很低的缺陷，没能使作家清楚：喊出来的痛苦绝对高不过痛苦本身。
那十年，民族浑身遍体璘伤，每个伤口书一笔，也有洋洋数十卷之巨。
十年没有正常说话，现在学一声真实的狗叫，也会让公众亲切无比，没有批评家指出：狗叫甚至男女欢爱在正常的年代里都是稀松平常的事。
渐渐地便形成一种创作风尚，甚至培养了公众一种程式化的审美和阅读心理。
创作者信奉题材决定论，相信抓的事件只要大，准能爆响。
弊病一直延续至今。
大趋势、大地震、大山火、大裂变、大气候、大爆炸、大串联……这是避免了文学中出现的小鼻子小眼现象，但却使我们的文学可敬不可爱了。
“诗言志”
“文以载道”
，以至现今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
，绵延几千年，这种思想一直是我们评判文艺作品优劣的主要尺度。
它对中国文学关注社会，锻铸民族精神、性格等优秀传统形成的重大影响毋庸置疑。
新时期的批评家似乎忘了历史上这个原则的滥用曾给文学带来的灾难。
当理学在中国思想界取得支配地位后，只有曹雪芹、汤显祖这样的犯规者，才获得了永恒。
屈原这种思想的表现形式是生死反思，是近乎释迦牟尼式的悲天悯人和愿化作花草以报效祖国的宗教热情；杜甫则是运用所有的艺术手段，把“大”
化入“小”
，在“三吏”
这样的小人物身上，在“三别”
这样的小事件上，在“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那样“泪沾裳”
的太息声中，再现了当时社会的大事件、大悲苦。
批评家指出新时期作家在这一点上不能宽恕的直朴目的而去，一味地纯导师式地、名人名言一般、一字一顿地说：“眼睛要盯住社会大变革”
“历史表明，凡有蒸蒸日上的时代必产生大作品”
，对启发作家、塑造读者，毫无用处。
社会的日渐务实，人们自然关心更实在的问题，这是纪实文学走俏的原因。
但必须指出这是不得已。
批评家在这点上忘了正是这种强调导致了公众的偏食。
如今忽然记起了读者，大谈读者审美心理发生了转变，并预言报告文学热的持续，并又断言主题仍是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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