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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长篇小说的高峰地位的确立，还与它赋予了传统新的意义有关。
“沙龙客厅”
与“广场”
相比，19世纪的“道路”
和文艺复兴时期的“道路”
相比，所包容的揭示未定型现实的广度和深度都极大地丰富了。
这完全可以看作创作的主体在对待长篇小说写作艺术上的第一次自觉。
它同样可以看作作家第一次发现了哲学观念和结构间存在着一定的对位关系。
古典悲剧的“三一律”
肯定也是经过难以数计的优秀剧作家的不断实践才被发现的。
我们看重的并不是“三一律”
日后如何显出程式化并使古典悲剧日益衰亡，而是它如何使悲剧走向成熟。
19世纪对于长篇小说，是它作为一种大型体裁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
在19世纪的长篇小说中（包括古希腊和文艺复兴时期的长篇小说），流入流出空间的时间是表述物质世界的物理时间和表述人的历史的生平时间。
这样两个时间表明了作家对描写的客观世界的质的认同，他们对待小说的态度是科学主义，常常摆出学习、研究和考察的架势。
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就由“风俗研究”
、“哲理研究”
和“分析研究”
三部分组成。
为了使自己的研究心得表达出客观性，第三人称便成了19世纪长篇小说的最便当的叙述方式。
又因为它们共同的意识都是要表达“世界是什么”
，独白性的话语表述也就成为19世纪长篇小说共同的重要特征。
第三人称和独白性本质，意味着是把社会态势和心里态势看成是一成不变的和反复出现的。
这种深刻的对现实的认识，使得长篇小说在19世纪把未定型的现实表现到了客观描述的极致。
三
同为1818年出生，同在19世纪40年代步入文坛，又在一年之内相继谢世的法国人福楼拜和俄国人陀思妥耶夫基，几乎在同一时间写下了现代长篇小说中的首页。
《包法利夫人》（1857）、《被欺凌与被侮辱的》（1861）、《罪与罚》（1866）、《白痴》（1868）、《情感教育》（1869）、《群魔》（1871）、《卡拉马佐夫兄弟》（1879），这七部诞生在19世纪的长篇小说，极可能是20世纪的新派小说家发表微词最少的19世纪出现的长篇小说。
评判20世纪小说家和理论家对19世纪长篇小说认识的是非，并不是本文的任务。
我们所关注的是长篇小说是怎样通过福楼拜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完成由19世纪向20世纪在哲学观念和时空关系系统（结构）上的转型的。
相比之下，福楼拜身上更多地体现着19世纪文学的实证精神。
即便是到了20世纪末，他也多半是作为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运动的一员主将被论及的。
1850年11月14日，福楼拜在给布耶的信中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巴尔扎克死了，我为什么极其难过？死了一个我们仰慕的人，我们总是伤心的。
我们原想以后认识他，为他所爱。
是的，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曾经透彻了解他的时代。
他曾经对妇女有过深刻的研究，不料才一结婚，就故世了。
而他所熟悉的社会，也开始瓦解。
路易·菲力普一去，有些东西跟着一去而不复返。
如今该唱唱别的歌了。”
这段话有两点需要特别重视：一是认同巴尔扎克等形成的强有力的传统；一是对“该唱唱别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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