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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我再次和何老师走向白天作自由菜市场的那段街道。
何老师对我说：“你妈是个明白人。
我看呢，孝有大孝小孝之分。
你现在做的，也叫孝，但这是小孝。
你需要做的，是尽大孝，这大孝就是如何让你母亲为有你这么个儿子感到骄傲。
我正式向你约个长篇吧，想想你有什么好选题，想好了咱们再详细谈谈。”
一周后，我用三个小时时间，向何老师讲了三个长篇小说构思。
听完后何老师用他一贯简捷的话语说：“都不错。
先写县城这个吧，你更熟悉，又写过初稿。”
写县城的这个长篇小说便是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处女作《北方城郭》。
这些年我一直把1995年五一节与母亲和何老师的谈话当成我人生道路上的遵义会议。
我不愿意矫情地说出这样绝对的话：“没有何启治先生，就没有我的今天。”
我愿意说这样客观一些的话：“如果我没有遇到何启治这一位良师，我的文学之路绝对不会走成今天这样顺利，我肯定会在泥沼遍布、荆棘丛生的路段挣扎很久。”
1995年秋天，我正在创作《北方城郭》的时候，何老师得知我写的中篇小说《都市里的生产队》已经在一家杂志社排了近两年队还没发表后对我说：“把它拿回来，《当代》发，算是给你加加油。”
《都市里的生产队》刊发在1996年《当代》第一期，旋即被《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和《作品与争鸣》转载。
这件事给我很大鼓舞。
1998年元月，《北方城郭》讨论会在北京召开的时候，我给何老师带来了新作《突出重围》，这时，他已经兼任《当代》杂志主编。
在这匆匆过去的几年里，我又认识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大编辑家高贤均先生。
讨论会结束后，我在北京滞留了一段时间。
因母亲去世等原因，我有严重的财政赤字，只能住在东中街四十二号人文社宿舍楼地下室改作的招待所里。
一天晚上，何启治老师和高贤均老师一起敲开了我的房门。
何老师进门就说：“新稿子小高和清波他们看了，都说不错，《当代》第三期发，书由我们出。
小高有个想法，我认为不错，想跟你谈谈。”
高老师开门见山说：“我们都认为你还能写出好作品。
我们想跟你签个约，出版你今后十年所有的长篇小说。
也不是只签你一个人，也准备跟阿来签。
你看行吗？”
我这时候的心情，完全可以作为受宠若惊的标准注解。
一个三十五岁不到的年轻人，不过是写了两本小书，突然间得到皇家出版社两位长篇小说大编辑家这样高的礼遇，不惊得心跳每分钟超两百，才叫怪呢！
签约的事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搁置了，但它对我的鼓舞是无与伦比的。
我至今仍时常在灯下闭目枯坐，仔细回忆那个夜晚。
我也是个不经夸的俗人。
两位大师级的编辑家一夸，我就不知柳二哥贵姓了。
1999年5月，我又把第三部长篇小说《英雄时代》的初稿交给了何老师和高老师。
因为心浮气躁，这部作品的初稿在社里收到的评价不高。
何老师认为这个题材没毛病，关键是没写好。
高老师拿出两个方案让我选：一是换个书名在人文社按一般稿子出版；一是放弃这一稿，再做积累后重写。
我选择了第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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