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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前一轮竞赛中的胜利者，仍面临许多现实问题。
首要的挑战是找一个伴侣。
这些日后成为军官妻子的，多半都是在丈夫在前一轮竞争中，处在风雨飘零岌岌可危的灰暗现实中为了保底匆匆被选定。
在连排级的位置上度过的漫长的八到十年间，为了再把妻儿从农村带进城镇，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需要把可珍视的自我甚至自尊交付出去，以换得一纸可作妻儿进城车票的副营职委任状。
那些少数意志坚强者，提干后旋即在城市找了妻子，婚后很快都会被市民文化消解成一个个零余者。
这种现实，就是李存葆、莫言、周大新、阎连科等人把笔伸向军营时的文化心理承载。
在他们看来，英雄主义的实际内涵就是如何能顽强地生存下去。
在常态下，他们就是刘震云《新兵连》中的新兵，就是阎连科《和平雪》、《和平战》、《在和平的日子里》中的那些尚未解决家属随军问题的连长和指导员；在反常态下，他们会变成莫言《金发婴儿》中的孙天球和阎连科《夏日落》中的连长和指导员；在战争状态下，他们又都能领悟出“位卑未敢忘忧国”
的真谛，变为李存葆《高山下的花环》中的梁三喜、靳开来和周大新的“汉家女”
。
这一类作家把乡村中国作为军营文化背景的底色来描绘，是他们命定的选择。
这种文化背景的差异，使他们和前一类作家有了质的区别。
朱向前出生于一个干部家庭，十六岁从军。
这一经历和朱苏进等人吻合。
朱向前另有一段农村生活的体验，十四岁那年，他被下放到农村，做了两年每天只挣七点五个工分的农民。
这次下放不同于千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完全是一种惩罚。
日后。
朱向前回忆说：“当我能挑着一百多斤的担子在山路上行走如飞的时候，我和农民已没有一点区别，那两年，从来没有想到过这辈子还能离开土地。”
这种可遇不可求的从小康到困顿的人生跌落，接通了朱向前和大地的血脉联系，又把他和朱苏进等人完全区分开来了。
这种在军旅批评家中独一无二的经历，命定了他成为两类军旅作家现象的最早发现者，同时也为他长期追踪研究这两类作家，提供了双向都能沟通的可能。
这一发现，实际上是朱向前对文化背景重视的必然结果。
同时，朱向前对文化的“敏感”
，又是寻根文学思潮和拉美文学大潮双向磨砺的结果。
朱向前创作小说的“绝笔”
是1987年初发表的《地牯的屋·树·河》。
这篇小说打着寻根和魔幻的双重印记。
这篇小说发表后曾被重要的选刊选载，并入围当年的全国短篇小说奖评奖篇目，引起小小的轰动。
时隔十年，这篇小说的独特的意义和价值依然存在。
但朱向前却在这个时候突然转向批评了。
从现象上看这是自然而然的选择，本质上却是在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双重挤压下的突围。
他想站在一个理性的高度，来审视发生在中国的深层的文化的转型。
思想的收获，已无法用小说来承载，必须借助于理论性的话语加以表达。
独立人格精神的重要，被朱向前感受到了，因此，感知的立场和创作的手段，已经不能传递在他体内**漾的深层的焦虑。
这种焦虑，究其根源，是对文化本体渴求在东西、古今文化冲突中获得独立人格精神的愿望。
1984到1987年，是中国文学史上相当重要的几年。
以寻根的姿态去寻求与古代辉煌灿烂文化精神的对话因为批判国民性是非价值体系的过犹不及而无以为继了，《爸爸爸》《远村》《小鲍庄》《棋王》无法在揭示国民性这条路径上望《阿Q正传》的项背，传统随之被束之高阁。
同时，大批作家开始把目光投向西方和拉美，一时间，先锋派文学、嫁接的拉美文学蔚成风气。
这种显然失却了中庸这种文化转型期的典型的偏激态度，已经预示了文学的深层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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