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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向前是一个“体系意识”
和“支点意识”
十分浓烈的批评家。
只不过他的“体系”
和“支点”
不是在进入批评伊始就十分自信地确立的，而是不断摸索不断认识才在1994年确定下来的。
这个选择的过程，同样显示着它不同凡响的价值。
这个过程的起点是《寻找合点：新时期两类青年军旅作家的互参观照》，终点是《乡土中国与农民军人》。
众所周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特别是“文革”
十年及“文革”
后十年），军门子弟在军队中占有很大比例，以至成为这个时代军队文化背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样一部分人大都把部队视作自己的家（子承父业传统文化形成的集体无意识）。
提干这样的生存问题在他们眼里可视若无物，将军梦一般不会在他们人生的前半夜破碎。
当他们中间有一部分人想用文字表述自己所思所想时，部队便是一个理想的人生舞台，可以作为一个发无限之幽思的审美对象，甚至可以把部队当作一种玩物。
这样一群人中的出类拔萃者，走进朱向前视野的时候，摇身变成了作家朱苏进、乔良、刘亚洲、海波、简嘉和庞天舒等女作家。
这一群作家身后的第一道文化背景就是共和国的军营大院。
这些大院几乎和他们的生命一起出现在东方的地平线上，在他们能用笔表达自己思想的时候，大院的生命尚不足三十年。
在文化的长河里，三十年只能产生一种叫时尚的东西，而命定成为英雄之子的这一群作家，对这个时尚的理解只是四个字：英雄主义。
在这样一个太薄的文化背景中，实在无法寻找到像“八旗子弟”
这样一个照面就能给人们重重的文化上的一击的字眼。
因此。
在这群作家笔下，自然也无法诞生像《那五》这样的东西。
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必然是这一群作家建构自己文学大厦的明灯。
这样一类作品，如果恰恰生在蓬蓬勃勃、观念单一的社会稳定期，也能引出一片叫好声。
这便是他们吸引朱向前目光的理由。
军队的绝大多数人过去、现在和将来必然由这样一群人组成：农民。
这种身份的军人，进入80年代后，也有了自己的代言人李存葆、莫言、周大新、阎连科。
这群作家跨进军营的门槛，于人生已是一种提拔。
他们的同类，绝大多数都哪里来哪里去了。
每年近百万来近百万去的同类，在商品经济时代到来之前，到部队唯一的个人目的是为了改变自己在这个显然已各就各位了的相对稳定的社会中的地位。
自从当代新文化词典中出现了“走后门”
一词后，可以说没有一个农家子弟穿上军装的第一天会做什么将军梦。
因为他们都清楚地知道，在这个等级森严的社会（譬如户口引出的城乡差别）做这种梦等同于发神经。
他们的目光都朝生存这一点聚焦。
在现实的军营里，他们几乎从来没有朱苏进笔下人物身上常有的捕捉军营特有质感的美、尖锐或是刁钻地把玩一下现实并通过对现实悠闲而沉静地审视发现实现将军梦想的甬道等所谓的真正军人的情思。
他们关心和注目的是三四年兵役生活中犹如彩虹一样难现的跃过龙门的机会。
大部分同类重返故乡的沉重叹息，深刻地影响着留在部队那些硕果仅存的人。
加上这些低级军官和故乡的联系千丝万缕，使他们都无法在人生的前半夜做出一个将军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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