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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呢？刘再复把张炜描写见素的章节硬搬到抱朴头上了。
刘文中有四处引了《古船》原文，张冠李戴两处。
这并不是疏忽，有心的读者对照《古船》即可明白我们并非信口雌黄。
刘文的治学态度让我们难受。
为什么刘再复不能用读鲁迅的严谨来读《古船》？刘再复曾惊讶：“一个才刚满三十岁的年轻作家，竟会展开这种独特的思维，他的人间的爱竟是这么深沉？”
这就大有孺子可教的导师口吻了。
难道刘再复忘记了巴尔扎克写出《高老头》时也只有三十四岁？悲乎，中国学界的崇拜名人情结和成名情结！
刘再复是以抛出《论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而名世的。
鲁枢元也在苦心经营以审美通感为中心的批评体系；雷达这几年追求的是全面评介文坛，颇得别林斯基遗风；曾镇南似乎落后了，仍在鼎力向读者推荐某一篇作品，但读者已不大信他，因为他把珠子遗失太多。
把这些评界的名流放在一起考察，不难发现他们的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对自身的形象惨淡经营。
不客气地说：“体系”
和“创新”
这两个词这几年在学术界的泛滥危害甚烈。
在批评界，表现为把公众甚至连作家都抛开不管。
实际上，再伟大的批评家，也只有在与公众有了共同的信念之后，才能表达对文学价值的看法。
远远地眺望是不够的。
身为批评界的人，大约是该为这样一种现象反思了：本世纪的批评空前热闹，经历了形式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社会学批评、符号学批评、对话批评，可谓各领**三五年。
为什么在这种氛围的滋润下，并没有诞生巴尔扎克、莎士比亚式的空前绝后的天才？外国评家又在复古了，我们的某些批评家却在炒人家的剩饭。
这几年，我们的批评像我们的创作一样，把本世纪产生的一切流派都玩了一个遍，渴望缩短与潮流的差距之心昭然。
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本世纪文学流派之多，除了有深刻的社会根源之外，还有文学自身发展规律的制约。
19世纪文学，本世纪初看去，正如18世纪看莎士比亚，自感难以企及。
面对高山林立的19世纪，又要证明自身曾经活过、创造过，手法和角度备受青睐并得到发展自然而然，甚至不惜变形以取悦世人实属正常。
纪德、卡夫卡、加缪之于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正如李贺之于杜甫、韩愈，前者只是奇才，而非大才，前者走偏狭蹊径，后者包万像世界。
《古船》作者张炜也说：“巴尔扎克如巨石，马尔克斯是一只蝈蝈笼子。”
现在文学潮流的复古恰恰说明文学自身发展是有大循环规律可循的。
何况我们连自己配得上纪德、卡夫卡的人还没诞生，去玩符号学、结构主义的批评把系统论引入批评，与50年代我们经济上的赶美超英并无区别。
中国文人常揣镜子照别人批评，殊不知这是货真价实的五十步笑百步。
我们看重《古船》，并不是觉着它已经十分辉煌，恰恰是因为那种叫我们扼腕的伟大的夭折。
本来它应该成为我们当代文学的骄傲。
因此，就某些地方剖析它，是我们当代文学取得福音的一条途径。
《古船》是四十年来最复杂、最宏大的一部作品。
它是一幅前所未有的展示当代中国人心史的画卷。
对《古船》这部作品，要么什么也别说，做一个欣赏家就够了，要么就要做一个翻译兼解说家，说很多很多。
前一种是读者的立场，后一种是面对公众的批评家的立场。
19世纪俄国《祖国纪事》《现代人》杂志，都不大吝惜版面给长篇批评，而我们的《人民文学》《当代》《十月》《收获》，每期都把批评的页码限死了，有些时候干脆不要批评。
很难说这不是个失误。
除了批评家，一般读者是不愿寻找专登批评的期刊的。
这导致了许多有苗头的作品自生自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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