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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篇都是成语，容易有市井气，有伤文体的庄重。
听说欧阳山同志劝广东的青年作家都到北京住几年，广东作家都要过语言关。
孙犁同志说老舍在语言上得天独厚。
这都是实情话。
北京的作家在语言上占了很大的便宜。
大概从明朝起，北京话就成了“官话”
。
中国自有白话小说，用的就是官话。
“三言”
、“二拍”
的编著者，冯梦龙是苏州人，凌濛初是浙江乌程（即吴兴）人，但文中用吴语甚少。
冯梦龙偶尔在对话中用一点吴语，如“直待两脚壁立直，那时不关我事得”
（《滕大尹鬼断家私》）。
凌濛初的叙述语言中偶有吴语词汇，如“不匡”
（即苏州话里的“弗壳张”
，想不到的意思）。
《儒林外史》里有安徽话，《西游记》里淮安土语颇多（如“不当人子”
）。
但是这些小说大体都是用全国通行的官话写的。
《红楼梦》是用地道的北京话写的。
《红楼梦》对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形成，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有了官话文学，“白话文”
的出现就是水到渠成的事，白话文运动的策源地在北京。
五四时期许多外省籍的作家都是用普通话即官话写作的。
有的是有意识地用北京话写作的。
闻一多先生的《飞毛腿》就是用纯粹的北京口语写成的。
朱自清先生晚年写的随笔，北京味儿也颇浓。
咱们现在都用普通话写作。
普通话是以北方话作为基础方言，吸收别处方言的有用成分，以北京音为标准音的。
“北方话”
包括的范围很广，但是事实上北京话却是北方话的核心，也就是说是普通话的核心。
北京话也是一种方言。
普通话也仍然带有方言色彩。
张奚若先生在当教育部长时作了一次报告，指出“普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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