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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俄国驻日公使馆的一位武官向希特罗夫提出建议：“我们何必要站在中国一边与列国都失和呢？中日两国真在朝鲜开战，对俄国未必是坏事，中国有句古语，叫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俄国何不做渔翁？”
希特罗夫深以为然，当即向国内发电，说明多国公使反对俄国站在中国一边，建议不要逼迫日本太甚，只要面子上过得去，应当适可而止。
日本再次给俄国的照会，相当尊重客气，一再声明日本只为改革朝鲜内政，绝无侵略领土之意，等到朝鲜内乱完全平定、祸乱已无再起时，当然立即将军队撤回，同时表示“日本政府对于俄国政府友谊的劝告，深表谢意”
。
这份客客气气的照会，连陆奥宗光也承认，表面上虽然冠冕堂皇，但不过是以外交辞令委婉拒绝俄国政府的劝告。
对调停抱着巨大希望的李鸿章在六月初七（7月9日）终于等来了俄国的答复，喀希尼派参赞巴福禄亲自到天津对李鸿章道：“俄国只能以友谊力劝日本撤兵，不便使用武力强迫，至于朝鲜内政改革于否，俄国也不愿与闻。”
李鸿章委托喀希尼从中调停历时半个月，却得来这样的结果，又失望又愤怒，责问巴福禄道：“上次也是你来告诉我，俄国勒令日本撤兵，如果不听，尚有第二层办法，今天却又说不再管了，这是不是与前意不符？”
“的确与前意不符，恐怕是我国政府听了别国的说法，喀公使也很失望，但也是没办法的事。
中堂知道外交人员的苦处，一切要听政府的训令，本人无法改变。”
巴福禄也略微有些歉意。
“喀使一句一切要听政府训令，就算是给我的答复吗？半个多月来日本一直在增兵，而我国一直克制，完全让日本占了先机。”
李鸿章有些气恼。
“我国的调停未能达到大人的期望，实在抱歉。
不过，中堂是带兵出身的外交名家，应该明白作为第三国只能积极斡旋，是战是和，是增兵还是撤兵这样的大事总要自己拿主意，和不成就打，打不赢就和，和战两手都要准备，以中堂的智慧肯定早有布局。”
这话软中带硬，把李鸿章堵得一肚子怒火而又不能发作。
的确，是和是战这样的大事，如何能完全指望别人？只是此时增兵，好像也来不及了。
总理衙门也得到了俄国正式答复，奕劻不敢像李鸿章那样埋怨俄国人，只有连连顿足：“这可如何是好？”
总理衙门中自然也有翁同龢的人，俄国调停无果的消息翁同龢很快也知道了。
最迟明天，皇上肯定要征求意见。
应该如何奏对，他必须事先有所准备。
因此一下朝，翁同龢立即派人分头去通知礼部侍郎志锐、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翰林院修撰张謇到他府中说话。
志锐是广州将军长善的儿子，也就是最受光绪宠爱的珍妃的堂兄。
光绪六年（1880年）进士及第，以世家子弟科举入仕，授编修，时年只有二十七岁。
他自恃有才，性格刚傲，仕途并不得志。
等堂妹入宫后，才得以简在帝心，光绪十八年（1892年）春由詹事升礼部右侍郎。
文廷式是珍瑾二妃的老师，珍妃一入宫时便曾向光绪帝推荐“文老师”
。
次年会试，虽然文廷式卷中将“闾阎”
误为“闾面”
，但光绪帝仍授意主考翁同龢擢其为榜眼。
今年三月翰詹大考，光绪帝又命太监传旨拔文廷式为一等第一名，由从七品的编修连越五级超擢为从四品翰林院侍读学士。
张謇是江苏通州（为与北京通州区别，称南通州）人，也是有名的才子，十六岁中秀才，但此后五次参加江南乡试均落第。
直到光绪十一年（1885年）赴顺天府乡试（俗称北闱），才取中第二名举人。
他曾经入吴长庆幕府，与袁世凯在朝鲜同过事，被称为吴长庆一文一武两条臂膀。
吴长庆的奏疏多是张謇手笔，受到“清流”
首领翁同龢的赏识。
当时北洋大臣李鸿章和两广总督张之洞都争相聘其入幕，但张謇一概婉拒，“南不拜张北不投李”
，回到通州故里继续攻读应试，打算靠自己实力考取功名，名正言顺地踏入仕途。
不过他接下来的科考又相当不顺，连续四次会试均落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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