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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爷，倭相和曾相听说当年都曾跟着理学大师镜海先生求学，两人关系相当亲密，为什么两人如今南辕北辙？”
太医一听恭亲王如此说，便岔开了话题。
镜海先生是唐鉴，字镜海，湖南善化人，嘉庆十四年进士，继承了程颢、程颐、朱熹的衣钵，被人尊为理学大师，当朝无出其右者。
曾国藩和倭仁都曾经拜唐鉴为师，并互相切磋，是唐鉴最得意的两个门生。
如今两人都身居高位，但一个是洋务领袖，一个是清流领袖，正如太医所言，真个是南辕北辙。
恭亲王看得很明了：“倭相与曾相虽然都信守程朱理学，但两人不是同类人，从儒家传统‘内圣外王’标准来衡量，倭相偏于‘内圣’修身，曾相重于‘外王’经世，何况曾相平洪逆战捻匪，一直在办实务，与未出京门的倭相自然不同。”
廷议没有结果，慈禧的态度是“先放放再说”
，恭亲王和醇郡王两兄弟都暗自着急。
恭亲王怕这事拖得不了了之，而醇郡王则担心太后哪一天一松口就答应了。
醇郡王以知兵自居，也以恪守祖训自居，与恭亲王的施政越来越格格不入。
从兵事上来讲，他认为应该给八旗绿营加饷，提振士气，而恭亲王屡屡以帑项艰难婉拒。
从恪守祖训来说，两人更是南辕北辙，醇郡王认为大清制度尽善，关键是提振人心士气，应该对洋人强硬，把所有洋人赶出中国去，而不是处处迁就洋人。
天津教案，法国人要求将他的爱将陈国瑞与天津地方官一并正法，虽然经曾国藩、李鸿章力争，陈国瑞未损毫发，但醇郡王则非常不满，对派崇厚到法国去道歉更是觉得有损国格，而这一切，都是六哥施政方向有问题。
天津教案的怒气还没消，曾国藩又提出派幼童出洋，这帮人到底要把大清推向何方？他思前想后觉得不能再退让，必须对当前施政以尽匡失之责，否则对不住列祖列宗。
他亲自捉刀，向太后上了份密折。
他首先撇清自己，上此密折绝无中伤兄弟的私心，完全是政见分歧，不得不有所直陈。
自己与两宫太后之间是君臣关系，与恭亲王之间是兄弟关系，“欲尽君臣大义，每伤兄弟私情；欲徇兄弟私情，又昧君臣大义”
。
为尽君臣大义，他密陈“不可使外人知”
的意见四条。
第一条说“办夷之臣，即秉政之臣，诸事有可无否”
“将来皇上亲政，忠谏难闻，闻而不行，甚可畏也”
。
这是对恭亲王身兼军机领袖及总理衙门大臣双重大权不满，揽权太甚，无可制衡。
第二条说“我朝制度，事无大小，皆禀命而行，立法尽善”
“今夷务内常有万不可行之事，诸臣先向夷人商妥，然后请旨集议，迫朝廷以不能不允之势，杜极谏力诤之口，如此要挟，可谓奇绝。”
这是攻击六哥对洋人软弱，与洋人站在一起胁迫朝廷。
第三条则说“自来中外交涉，彼若馈物，非奉旨不得收受”
。
而总理衙门各官“公然与受礼物，彼此拜会，恬不为怪”
“且此次崇厚出使，大购财货，备送外夷，是以德报怨，不思国家仇耻”
。
老六家里，洋人稀奇玩意最多，醇郡王又眼馋又不屑。
第四条说的是天津教案，“上年天津之案，民心皆有义愤，天下皆引领以望，乃诸臣不趁势率民而驱夷，只杀民以谢夷，且以恐震惊宫阙一语，以阻众志。”
这一条其实不必密陈，他一直想振臂一呼，尽驱洋夷。
慈禧何等精明，知道老七所议，一则是眼馋老六的实权，二则是几近书生意气，振臂一呼，尽驱洋人，完全是画饼。
但她所高兴的是，老七终于敢来挑战老六的权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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