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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瞒伯相，我还真有些想法。
在我看来，在天津单设三口通商大臣，办理洋务海防，有些不合时宜。”
如此求教，毛昶熙就不客气了。
为管理北方所有洋务、海防各事宜，咸丰十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天津新设三口通商事务大臣，管理天津、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通商洋务事宜。
毛昶熙认为，无论洋务还是商务，都与地方密切相关，三口通商大臣有绥靖地方之责，却无统辖文武之权。
所以遇到通商、洋务方面的麻烦，地方官多是坐视，不肯相助。
以天津教案为例，天津谣传洋教士挖眼剖心已久，而地方官却不出来说一句话，任凭民间对教堂的仇恨迅速积聚。
天津教案爆发前，天津知府还出了一个告示，让有婴孩的人家注意，有恶徒受人指使迷拐幼童，请妥为防范。
而民间则都认为“受人指使”
其实说的就是洋人指使，这个告示在一定程度上更加激化了矛盾。
如果三口通商大臣有节制地方文武之权，地方文武必然主动配合，当百姓围攻天津教堂时，早就调兵前去处置，也不至于后来变成全城骚乱。
“所以我以为通商、洋务都是总督的权责，不宜专设通商大臣。
从前长毛、捻子经常威胁京师，所以直隶总督必须驻保定加强省防，以尽拱卫之责，无力兼顾三口通商事宜。
如今京师威胁早已解除，朝廷最大的威胁来自海上，直隶总督应当把更多的精力放到洋务海防上，兼署通商大臣更显十分迫切。”
听了这番话，李鸿章眼睛不禁一亮，如果此议成行，那他这个直隶总督的权势无疑随之扩大，不仅直隶，山东、盛京他都可以伸得上手。
通商洋务都由他来一把抓，那将是多大舞台。
当然，凡事都是利弊相生，譬如教案这样的烦心事，自然也要他这总督来打理。
可是，他李鸿章并不怕麻烦。
他是个能在麻烦中发现机会的人，对这一点，他颇为自信。
所以，他立即拿定主意，要给这位毛尚书扣几顶高帽，让他今天的设想成为一个正式奏议。
当天晚上，李鸿章宴请了毛尚书，因此到了第二天才与他的老相识丁日昌深谈。
丁日昌在火器制造方面十分用心，受到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器重。
李鸿章在上海成立洋炮局后，专折奏调丁日昌帮他主持洋炮局，后来主持成立江南制造总局。
丁日昌操守不好，贪墨出名，但李鸿章爱惜他的才能，因此一保再保。
五六年间，他从一个知州到知府再到苏松太道、按察使，等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后，推荐亲信刘郇膏出任江苏巡抚，刘郇膏丁忧出缺，丁日昌随即补了江苏巡抚的实缺。
可以说，李鸿章是丁日昌的贵人，而丁日昌对李鸿章也一直唯马首是瞻。
李鸿章一见丁日昌就道：“雨生，朝廷催着我尽快接手教案，你跟着侯相会办，最了解情况，你看我何时接手好？”
丁日昌回道：“宜速，但不宜急。”
原来，曾国藩打算正法、治罪的人员分两批奏报朝廷，第二批还没奏报。
丁日昌的意思，既然曾国藩已经把骂名都担了起来，那么李鸿章就没必要再去沾手，就等曾国藩奏报第二批后再接手不迟。
“那时候要杀头还是充军，伯相都是执行朝廷的决定，天津人不会骂伯相。
但是不能拖得太久，太久了对朝廷对侯相都说不过去。”
“是啊，我已经和老师说，教案的事不用他费心，我一力承担。
第二批人犯，何时上奏？”
丁日昌道：“我催一下，今天下午就可出奏。
伯相再迟三两日后接过直隶督篆即可。”
“如今法国和布鲁士打仗，损失了十几万人，连法国皇帝都当了俘虏。
我打算利用一下法布战事，让法国人尽早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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