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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湘、淮军坚持的“步步为营”
，看似笨人笨法，实则稳扎稳打，坚固不摇。
淮军践行这样的营规，当然也不可能在剿捻的时候东奔西走。
李鸿章其实这是在给朝廷打预防针，不要到时候指手画脚，责备淮军行动迟缓。
那么，应该怎样来对付捻军呢？李鸿章的战略，概括为八个字“坚壁清野，以逸待劳”
。
“至目今制捻之策，臣愚以为须令直、东、皖、豫各省居民坚壁清野，官督民团，去邪扶正，认真办理，否则贼得地觅食、掳人，增党为患，竟无底止；须令各省整练步队劲旅扼要扎营，伺近邀击，否则贼得任意去来，官军徒增疲乏，无裨实用；须今各将帅多练马队，否则无力兜追，剿办殊难痛快。”
捻军向来是跑到哪里掠食到哪里，如果坚壁清野，他们没吃没喝，战斗力必然受影响；从前官军被捻军牵着鼻子东奔西走，疲惫不堪，现在驻扎军事要地，以逸待劳，捻军行军迅速的优势也就无用武之地。
可是这样一来，必然旷日持久，朝野内外必然责备统兵大员，所以李鸿章再次苦口婆心劝朝廷要沉住气，“应请皇上于久在军营带勇卓有成效文员中慎选擢用，不责速效而求远略，不骛虚谈而考实济，庶缓急可待，而残寇可灭。
臣因事危迫，冒昧直陈，未知有当万一否。
伏乞圣鉴裁择施行，谨具折密奏。”
这份密折，李鸿章也派专差抄报曾国藩。
与李鸿章踌躇满志、跃跃欲试不同，曾国藩接到任命他为钦差大臣、节制三省军务的上谕，他愁眉不展，心里是一百个不情愿。
他自咸丰三年创练湘军，打了十几年仗，对军旅生活已经厌倦，对功名利禄已经心如止水。
何况他的身体如今已经大不如前，眼睛看不清东西，总是流眼泪，说话长了舌头就发涩，口齿不清，精神也不行，看书稍长就头晕。
身体差是一方面，当初与太平军作战，有曾国荃的吉字营全力支撑，如今湘军已经裁撤殆尽，他所能调用的不过几千人，将来作战的主力是李鸿章的淮军，哪能与吉字营相比？何况现在的湘军将领，头上是红顶子，家里是从战场上劫掠的金银财宝，都打算广置良田美妾，过富贵安逸的日子，谁还愿跟他北上剿捻？当年他节制四省文武，长江航线上无一船不张湘军旗帜，江南督抚大员，无一不是出自湘军门下……他那时真正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而如今，他是节制三省的钦差大臣，可是直隶总督刘长佑、山东巡抚阎敬铭都有自己的队伍，也都是靠军功和政绩走上了封疆大吏的位子，对他这位钦差大臣，哪有当年那种默契、配合？他的高足李鸿章虽然表示“上驷奉师”
，但这只是表面文章，将来淮军能否指挥裕如，实在没有把握。
有这种种的不如意，曾国藩接到上谕后立即上折辞差，请朝廷收回节制三省的成命，另派知兵大员，他愿随军作个会办效力。
朝廷对他的请求立即明确回复，不允他辞差。
于是他再次上折请辞——
臣上次具折力辞节制直隶、山东、河南三省之命，未蒙谕允。
皇上优待老臣，略短取长，不惜假以威柄，而微臣度德量力，实难任此事权。
将来臣之兵力，只能顾及河南之归、陈，山东之兖、沂、曹、济。
其余各府，万难兼顾。
直隶则远在黄河北岸，臣力恐不能及。
徒冒虚名，全无实际，寸心惴惴，深抱不安。
从前亲王僧格林沁，节制直、鲁、豫三省，每当追贼之际，昼食粗粝，夜宿单棚，勋劳卓著，臣自愧十分不及其一二。
臣属封疆大吏，较之勋戚贤王，礼数固当大减，名分岂可齐衡？僧格林沁以亲王之尊节制三省，名实相符，臣又如何能膺此重寄？唯有吁恳天恩，明降谕旨，收回节制三省成命。
至于剿捻事宜，凡思虑所能到，才力所能及者，自当殚竭血诚，与三省督抚和衷商办，冀此迅歼逆氛，仰纾宸虑。
区区愚诚，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
谨奏。
曾国藩不愿离开两江，但李鸿章快刀斩乱麻，一副盼着老师快走的架势。
他先是派潘鼎新率十营乘轮船从上海出发，就像他当年千里轮运赴上海一样，把五千人马直接航运到天津登岸，然后分驻景州、德州，以拱卫京师，安定人心；另一路则派刘铭传立即带铭军赶到济宁驻守，这里是僧格林沁的大本营，他的残部聚集于此，人心惶惶。
刘铭传大军一到，可安军心。
办完这些事情，他就乘轮船沿长江到金陵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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