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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大家都承认他的文字好；而且今后也永远不会再有什么保守主义，因为将来的文化人再怎么努力，也绝做不到像古时学者那样对古书倒背如流。
因此用学文化、识古字的绝对必要性来拒斥对“新保守主义”
的指责，是文不对题。
高华平先生的《传统文化热已走向新保守主义了吗》一文（见与郭先生文同期学报）正确指出，如果认为有较多的学者研究传统文化就必定导致“新保守主义”
，“那么似乎就可以说，研究地质地貌或古生物的学者们亦必定个个都是最保守、最食古不化的冥顽脑袋”
了。
可惜，这句话并不能用在“新保守主义的批判者”
身上，而正好用在郭先生身上，因为它从反面恰恰表达了郭先生的意思：如果研究传统文化的人不多或研究不够，那么就必定不存在新保守主义了。
不用说，我们反对“新保守主义”
，绝不是拒绝学文化、读古文，而是针对一种思想倾向，即在读古文时无形中用古人的标准衡量现今的一切，至少是作为主要的标准判断今天的重大问题。
“国学热”
绝不只是一场“识字断句”
热或扫盲热，它有明显的思想文化内涵，即带着强烈的感情倾向去认同古人的价值观。
仅从文字水平来衡量一种社会思潮是荒谬的，正如精通古文的人不一定保守（如鲁迅）一样，保守主义者也不一定古文水平高。
其实我所谓“新批判”
既然是对整个传统文化“重新加以审视”
，当然就要读古书和识文断句，也要研究传统文化，但不是为了盲目地“保守”
它，而是为了“批判”
它。
这难道是很高深的道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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