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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隐伏”
的东方主义，都为同一种殖民主义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所支配，二者并无根本的差异，它们所体现的是一种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二元对抗关系。
而在霍米·芭芭看来，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不仅存在着对立，同时也存在着非常复杂、非常紧密的心理联系。
这种联系使我们很难把它们判然划分为对立的二元，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其实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芭芭将二者不加区分地统称为“殖民主体”
。
芭芭认为，殖民主体的建构，自身就是一个矛盾的过程，这种矛盾性体现在：
一、正如拉康所说，任何主体的存在，都依赖于与他者的某种关系，因此“总是通过与他者地位的某种关系，殖民欲望才得以表达”
。
二、在这种复杂的关系中，主体的身份通常是暧昧和矛盾的，芭芭经常引用法侬的话“黑人的灵魂是白人的人为制造”
，他认为“这句话揭示了殖民关系本身在心理上的深刻不确定性”
，揭示了主体的分裂。
三、文化身份是“可移置的”
（displaceble），它始终处于建构和发展的过程之中。
[11]
芭芭指出，文化认同的问题绝不是对一种先在的身份的确认，也绝不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它总是一种身份形象的生产，和在接受这一形象中主体的改造。
顺着这一逻辑，我们可以推断：无论是安德森提出的民族国家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
，还是哈贝马斯提出的“互为主观”
是突破封闭体系发展前进的前提，都是对全球化本土化及由此展开的文化同质化异质化冲突中绝对二元界线的拆解，这与霍米·芭芭反对把殖民主体的关系一刀截断或把其中文化差异绝对化的论点都可归于“有机的杂交”
。
霍米·芭芭后殖民理论的核心话语是“杂交”
。
他认为，杂交既是“殖民话语生产的符号”
，同时又构成了对殖民话语的颠覆。
他这样阐述杂交的意义：“殖民杂交不是一个发生学问题，也不是两个不同文化之间身份的问题，后者可作为一个文化相对主义的问题重新加以解决，杂交是一个殖民再现和个体化的问题。
它颠倒了殖民主义者否定的后果，使他者‘被否定’的知识进入支配话语，并离间了它的权威的基础——它肯定的法则。”
[12]
任何文化杂交都具有同一性和差异性两个方面，这就带来了殖民主义一种深刻的内在矛盾，即一方面需要驯服、改造他者；另一方面又需要他者永远保持着自己固定的身份和地位。
这使得殖民者一方面恐惧；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怂恿和支持各种性质的杂交，尤其是思想和文化方面的杂交。
殖民者希望通过这种“思想的混杂”
实施其殖民教育，培养出一批芭芭所谓的“模拟人”
。
“模拟人”
反映了殖民者用自身文化来改造和同化被殖民者的企图，它采用的方式就是使后者无条件地、直接地“复制”
和“模拟”
前者。
芭芭指出，这种行之有效的殖民策略自身仍然包含着矛盾：
“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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