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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这些商品被广泛推介也是有原因的,肇始者不是受广告影响,就是从大众传媒获取信息。
此外,当然还有其他若干原因。
英国诗人布莱克有诗云:“孩子的玩具和老人的理由是两个季节的果实。”
在消费群体里,玩具和理由混杂在一起,正如前文所说,孩子和成人的消费趋于一体。
[7]
他人导向者的主要精力都投入到扩张消费界限的活动中去了,正如内在导向者的全部精力都付诸生产一样。
而大众传媒则是引导消费的导师,如果要了解消费规模,就应该从研究传媒开始。
无论是麦克卢汉、波斯特,还是理斯曼,他们都认定与“口传媒介—印刷媒介—电子媒介”
的演进相对应的是所谓“部落化—非部落化—重新部落化”
的知觉结构以及“传统导向—内部导向—他人导向”
的社会性格。
詹姆逊在分析后现代主义文化时也涉及过这一主题,他看到传播媒介的进步使社会越来越“整一化”
,形成一个理斯曼所谓的“他人导向”
的社会,而他人导向的社会则是一个后现代主义的社会。
后现代性的媒介交流展示了一种理解主体的前景,人们从此可以将自我视为多重的、可变的、碎片化的主体。
体现在消费系统中,则是流动性的消费者“自我”
,当然,它们是“他人导向”
的。
在这样的社会中,系统对个人的“惩罚”
已经从羞耻感和罪恶感变成了“焦虑感”
,这是“消费什么”
和“怎样消费”
的焦虑,是“我是谁”
和“我想成为谁”
的焦虑。
三、泛广告时代的幻象:生活在别处
杰克逊·李尔斯在《丰裕的寓言:美国广告文化史》一书的前言中说:“广告不仅可以激励人们去购物,也是某种幸福生活的象征,同时还可以推广某种生活方式。
广告关注民众个体的幻想,对现存的经济政治结构能够起到宣扬或颠覆的作用。
而广告的重要性则取决于当时当地所处的文化环境。”
[8]广告推销的不仅仅是产品本身,同时也推广一种生活哲学,倡导一种文化。
在20世纪初的美国,骆驼香烟的一则广告文案写道:“骆驼香烟的顾客,都是懂得自我思考的人……他们在每一件购买的商品中寻求着真实性,看穿了事物的外表,认清了其中的内涵。”
在大规模生产的背景下追求个性,这无疑成了人们内心的渴求。
耐克的广告一再告诉人们“Justdoit”
,张扬个性的行动哲学在催促着已逐渐被流水作业所麻痹的一代,要超越当下,活出自我。
广告就是以这样一种简洁明了的形式反映、宣泄或唤醒了人们的内心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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