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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工程队劳动改造那阵，曾经在苦水区修过路，当地老乡喝到我们深井打出来的甜水，咂咂舌头，倒觉得没有什么滋味似的不以为然。
这就是惯性，谬误被习以为常以后，正确就会视作反常。
他们以为纠合几个笔杆子，关在宾馆或者招待所里，进行集体创作；以为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的三结合，是天经地义的创作方式。
样板戏就是这样炮制出来的，《朝霞》时期的什么《虹南作战史》等热昏作品，也是这样出笼的。
“大跃进”
那阵的《红旗歌谣》，更是早期集体英雄主义的“胜利凯歌”
。
除了郭沫若、周扬这两位编者的大名外，绝大部分的作品，不知作者为谁。
在过去五十年里，小说、戏剧、诗歌，很多都是这样以集体创作署名。
好一点的，加上一个括号，括号内写上某某某执笔字样，就是了不起的恩典了。
汪曾祺在新时期文学中，成了被膜拜的圣人，可他当年在样板戏的写作班子里，连在括号内露一露脸的资格也没有。
正因为如此，到了讲求版权的后来，集体创作就成了一笔缠夹不清的糊涂账。
汪曾祺差点被告上公堂，就因为他觉得自己是堂堂正正的样板戏《沙家浜》的作者。
他这样“觉得”
也的确没有错，样板戏《沙家浜》，主要是他写的；但《沙家浜》前身《芦**火种》，却是上海沪剧团集体创作，而且是标有执笔人名姓的。
汪曾祺不写明这孩子是抱来的，就认定为自己嫡生，编入文集之中，难怪要起纠纷了。
这都是集体创作害的，也害了红学家，他们以为这种泯灭创作个性的做法，是理所应当的正确行径，想当然曹雪芹也应该接受这样的安排，做一个括号里的执笔者；想当然脂评集团的那七八个人，像电视连续剧草台班子里的编创人员，起策划、创意、编剧、出点子的作用；因而也就想当然《红楼梦》是曹雪芹和脂砚斋天衣无缝的合作成果。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匪夷所思的念头？归根结底，红学家是学问家，不是文学家，基本上不甚谙熟文学创作的规律，不甚了然形象思维是怎么一回事，于是，曹大师堕落成为三楼四楼的普通写作机器，而脂砚斋却是在五楼上抽着雪茄、喝着咖啡、有权“命芹溪删去”
的主创人员。
幸好，五十年的文学实践，集体创作的名声，已经一蹶不振，在小说领域里，尤其如此。
有的合作者，最后弄得反目成仇，有的夫妻档，最后索性各干各的。
看来，别的艺术门类也许能够精诚团结，文学，大家很难坐在一张写字台上，而小说这一块，恐怕更不能集体的。
因此，很难想象在曹雪芹的写字台旁，坐着七八个爷们儿，还有一两个娘儿们，在那里评头论足，说三道四。
那时，既没有雪茄，也没有咖啡，光这些批评家的口臭，也早就把我们的大师熏死了。
据说，“文革”
期间，样板团在“旗手”
江青“同志”
的关照下，每人每天有一块巴掌大的巧克力可吃，援此例，黄叶村里的曹雪芹，更该愁肠百结，无以聊生了。
一来没有银两，二来无处可买，怎么对付畸笏叟、棠村、梅溪、松斋、鉴堂、绮园、立松轩、左锦痴道人……这些死缠不放的脂评家，可真让他苦恼透顶。
如果曹雪芹健在，肯定会恳求红学家，你们做做好事，开辆面包车来，把这些批评家先生、女士从黄叶村拉走，哪儿凉快就请他们到哪儿凉快去吧！
拜托了！
大师会一揖到地，吁请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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