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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九烟《补张灵崔莹合传》甚至编造出伯虎为宁王朱宸濠绘《九美图》进献武宗皇帝的荒唐故事，倒是文徵明独具只眼地发出了肺腑之论：
六如居士春风笔，写得蛾眉妙有神。
展卷不禁双泪落，断肠元不为佳人。
文徵明知道，唐伯虎是带着深深的同情或是热烈的爱慕来描画蛾眉的；见到画上的女子，也就激起了对命乖时蹇的伯虎的同情。
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伯虎的仕女画之所以传神，是因为他投入了巨大的**，画家的精神实际已与画中的人物融合为一体了。
中年后，唐伯虎除精于山水人物之外，也擅画花鸟。
《枯槎鹆图》是他的传世精品，画面上一只鹆站在一枝枯枝上，昂首鸣叫，极其生动传神。
用笔虽简，其灵活干净的笔墨和疏密有致的章法，可代表画家花鸟画的特点和水平。
其他如《临水芙蓉图》《梅花图》《雨竹图》等作，以水墨提炼形象，堪称中国花鸟画的妙品。
最值得注意的是唐伯虎在诗、书、画三方面的结合。
由于书法和绘画在材料（水墨、宣纸）、工具（毛笔）上相同，在用笔的技法上本有关联，而诗歌与绘画的内容意境又常是一致的，所以诗书画结合不仅完全能够取得和谐，并且能够互相补充，使主题更突出，内容更丰富。
在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卷》和《洛神赋图卷》的摹本里，就已有绘画和文学作品结合的先例。
唐代的王维是著名的诗人和画家，所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是指意境的相通。
根据现有的资料，他还不是把诗直接题在画上。
到了宋代，有些文人画家如苏轼、米芾等才时常在自己的画上写一段题记。
因为他们的诗文和书法本来比绘画还要擅长，这样一来的确能够为画生色，使观赏者得到更多的感受，然而总不免有“诗书胜于画”
的感觉。
元代的赵孟、倪瓒等都是诗、书、画兼长，显然更有意识地在一幅画上使诗、书、画结为一体。
例如倪瓒的山水画上就大多有题咏，诗的内容能帮助我们对于画境有更深的体会，而书法所表现的风格也和画完全是一致的。
明代画家如沈周、文徵明、唐伯虎等把这一传统发展到更成熟、更普遍流行的地步。
特别是唐伯虎，诗书画达到了更完美的结合。
在伯虎的笔下，诗、书、画是一个思想整体的几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而这些不同的表现形式之间，则存在着有机的联系。
我们看唐伯虎的画上，多半有诗或题记；有的画上在诗以外又加几句题记，介绍诗和画的关系或是画和生活的关系。
如他曾画有一幅《相如涤器图》，内容是说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私奔后，因家贫，一起到文君家乡临邛开酒店，由文君当垆卖酒，相如洗涤器具，而题诗则是：
琴心挑取卓王孙，卖酒临邛石冻春。
狗监犹能荐才子，当时宰相是闲人。
诗中“石冻春”
是酒名。
狗监是汉代掌管皇帝猎犬的官，此指蜀人杨得意任狗监时，曾向汉武帝提及司马相如，末句则讽刺当时掌权者失职无能，未能发现人才。
这样，就使观画者感受到作者的深远的旨趣，甚至从“当时”
想到“现今”
，产生强烈的联想效应。
又如他的《秋风纨扇图》，画面中一淡妆女子，神态忧伤，执扇伫立，左上角用媚秀的行书题七绝一首：“秋来纨扇合收藏，何事佳人重感伤。
请把世情详细看，大都谁不逐炎凉。”
赏画观诗，作者坎坷的经历，佳人被弃的凄凉，轻薄的世态，都水乳交融般地结合起来，浸润着你的精神，使你览画之余，一洒异代同情之泪。
唐伯虎对于题字的多少、地位和字体也都有匠心：一般都用秀逸的行草题在画的上右方或上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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