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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要求考生义理精明,还需文辞典雅,更重要的是,其所依据的註疏解读,均有蒙元官方指定的版本,以確保思想解读的一致性,便于衡量与管理。”
赵链虽是这项制度的受益者,但对此也有一些看法,详细解释道:“四书”
方面,独尊朱子(朱熹),以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为唯一標准答案。
五经”
则稍显复杂,兼顾了理学大家和部分古註疏:
其中,《诗经》主采朱子《诗集传》;《尚书》以蔡沈的《书集传》为主;
《周易》则並行程颐的《伊川易传》与朱子的《周易本义》;
《春秋》稍杂,允许参考三传”
(即《左传》《公羊传》《穀梁传》)及胡安国的《春秋传》;而《礼记》则仍以古註疏为主。”
石山听完,心下已然明了,在自己未能提供一套全新的,足以替代朱子理学的思想体系並让其深入人心之前,暂时別想在这经义的出题范围上做根本性的文章了。
还是那个道理,没人能在空中建起楼阁。
当治下所有士子,乃至他们的师长、祖辈,数十年乃至上百年来,皓首穷经研读的都是这些官方指定的“教材”
和註疏。
你一道王命就要全盘废黜,却又给不出更具说服力、更成体系且易於推广的新经典新註疏,那无异於自毁长城,执意如此做的话,天下还有哪个士子愿意陪你玩这场前途未卜的游戏?
不过,暂时无法改变出题范围,却不代表只能全盘接受旧有模式,无所作为。
石山將目光转向负责草案撰写的礼部尚书夏煜,提出具体的调整思路:“蒙元取士,每科录取不过百人,尚且要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族均分,导致乡有遗贤,国家却又常感人才不足,地方治理因而极为粗放。
我汉国如今疆域虽不及元廷广阔,然开科取士,志在网罗天下英才,绝不能只取这么一点人。
故,录取名额需大幅增加,与之相应,考题设置便不能过於复杂艰深,以免过度筛选,反將许多具备实干之才者挡在门外。”
他略一停顿,指向核心的经义部分:“譬如,明经、经义、经问这几项,考察內容多有重叠,可否考虑適当合併?並大幅减少题量,比如————减少一半?
咱们將考察的重点,从死记硬背和机械阐释,转向对义理的真正理解与灵活运用上。”
夏煜本人正是旧科举制度的“受害者”
,饱读诗书,才情横溢,实干能力亦不弱,却屡因在经义的细微詮释上不合考官口味而名落孙山,对此有著切肤之痛。
其人闻听石山此言,简直如同久旱逢甘霖,心中大为赞同,立刻躬身应道:“臣明白!
王上此议,实乃切中时弊,有利於选拔通经致用之才,而非寻章摘句的老雕虫。
臣必当精心设计,务求在降低难度的同时,不减选拔之效!”
刘兴葛、赵璉、施耐庵三个“老雕虫”
,则从中看出了更多意味:王上此举,意在降低经义在科举中的权重和难度,是对理学独尊、经义至上旧传统的一种温和而坚定的挑战。
但石山的做法並非蛮干,而是给出了“扩大取士基数”
“选拔实干人才”
等充分理由,且操作上並未直接触动理学本身的权威性,只是调整考核方式与题量。
如此做,让他们虽有疑虑,却一时也找不到强有力的理由反对。
尤其是现在汉国新立,百废待兴,確实需要吸收大量能办实事的人才治理地方,而非只会空谈义理的学究,他们便也觉得此议有其合理性。
尤其是施耐庵,他性情本就较为狂放豁达,加之执掌宣部,深受石山注重实用、鼓励创新的思想影响,內心深处其实也怀有变革儒学,使其更贴近现实,更富有活力的理想。
只是他自知並非经学大家,不善於此道,无法在义理层面为汉王的文化变革摇旗吶喊,只能通过话本、戏曲等文学创作形式“寓教於乐”
,敲敲边鼓。
此刻见石山找到了一个巧妙的切入点,他自然是乐见其成。
“此外,”
石山当然不会满足於仅仅在经义考核上做文章,他的自光投向更广阔的取士范围,再次看向赵璉,询问道:“我听说蒙元之前,科举科目曾有很多,除进士科外,还设有明算、明法、
秀才等诸多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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