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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宗物资交易,须以金银等贵金属结算,或是协商一致后以物易物。
首批交易物资的明细,则由双方后续具体协商。
张士诚当下急于扩军备战,最紧缺的便是铁料和成品兵甲,尤其对红旗营在扬州之战中大显神威的“大号碗口铳”
眼热不已。
但夏煜的态度非常明确,直接堵死了这条路:
火炮等军国利器,红旗营绝不可能出售;即便是制式刀枪盔甲,因红旗营近段时日正大规模扩军,产能已捉襟见肘,尚需动用库存满足自身需求,更遑论外售。
实际上,军械产能不足,对红旗营而言只是暂时的问题。
在石山的高度重视下,匠作院不断研究推广新技术,并改进管理办法,滁州、怀远、合肥、江宁、句容等地的铜铁矿冶产能已大幅提升,远超元廷控制下的同期水平。
当前真正的瓶颈在于军械制造的产能,随着水力锻锤等简单机械的大规模运用,及梯次培养的工匠学徒逐步出师,这个问题也迟早会得到解决。
而且,在红旗营平定浙北的过程中,收缴了海量地方豪强武装的非制式兵器。
这些武器奇奇怪怪,还良莠不齐,大多不符合红旗营的战术要求,回炉重造又费时费力,正好可以筛选一部分,用来与张士诚交易,换取红旗营当下急需的物资或金银铜钱。
红旗营虽然从建军之后,就不断扩军,到现在已经十余万规模,但石山每个阶段都严格控制军队规模,注重军事和民生的协调发展,防止竭泽而渔。
而张士诚这种近乎饮鸩止渴的疯狂扩军,注定难以持久。
大量青壮脱离农业生产被裹挟入张周军中,本就产粮有限的淮东地区,要不了多久就会陷入粮荒。
到那时,石山早已经拿下整个富庶的浙北产粮区,红旗营对外输出的大宗商品,就会自然而然地从兵器转向粮草。
无论粮食还是铁器,都是乱世之中至关重要的战略物资,就算是盟友,也绝不可能敞开了供应。
实际上,即便石山愿意如此做,张士诚也未必有那个购买能力。
不过,主动向张士诚出售粮食,在石山的规划中,不仅是为了赚取利润,或者团结张士诚这个暂时的盟友,更深层次的目的是为了未来浙北经济的长期稳定。
浙北地区,是蒙元最重要的大粮仓。
在本身供养着庞大脱产人口和军队的前提下,战乱前仍能每年通过漕运向北方输送百万石以上的粮食,在天历二年(公元1329年)更是达到了恐怖的三百五十二万石。
红旗营一旦全取浙北,石山绝不可能再给元廷漕运一颗粮。
但如此巨大的粮食产能一旦被完全释放出来,在满足自身扩军备战的需求后,必然会产生大量盈余。
若不能及时将这些“多余”
的粮食投入到流通领域,转化为资金或其他重要物资,就只能任其在仓库中霉烂变质,这无疑会严重打击本地农业生产者的积极性,不利于红旗营的长期稳定统治。
其四,双方定期互派使节,以期增进互信,及时化解可能产生的矛盾。
石山心里非常清楚,自己与张士诚的联盟纯粹是权宜之计,其牢固程度根本不取决于是否互派使节,而完全取决于双方实力的动态对比。
一旦张士诚自觉羽翼丰满,拥有了能与红旗营“扳手腕”
的实力,绝不会对背弃盟约有任何心理负担。
此举,主要还是为了暂时稳住这位不安分的邻居,让张士诚能放心大胆地向北面的元廷控制区开拓,但又必须通过种种手段控制其发展速度,避免张周政权成长过快,反过来对红旗营构成威胁。
李伯升行事干练,与红旗营达成盟约意向后,就立即带着协议文本乘快船返回高邮,报请张士诚用印,以使盟约正式生效。
不过,这份盟约对于处于弱势的张周政权而言,利大于弊,以张士诚的见识和魄力,应该不会多做犹豫,基本上只是走个程序而已。
石山之所以不与李伯升细谈,一是体现身份对等,二则是他这段时间的主要精力,放在红旗营新一轮军政调整上。
军事上,石山立足于红旗营势力范围快速扩张,导致防守兵力需求急剧增加的现实,推出了重大调整:在专注于机动作战的各卫战兵之外,新增设“卫戍兵”
序列。
卫戍兵没有固定的编制员额,而是根据红旗营势力范围的变化和战局需要,灵活调整所需驻守的城池和兵力数量。
前线最关键的战略节点,仍由战力强悍的各卫战兵驻防,卫戍兵则负责次一级城池守备、要道巡逻以及协助维持地方秩序,不用承担过于艰巨的野战或攻坚任务。
正因如此,卫戍兵的训练标准可以适当降低,装备也相对简单,更易于速成,其维持成本(粮饷标准)也远低于精锐的战兵。
此举的核心目的,在于将有限的钱粮用在刀刃上,让战力强悍的各卫战兵能从繁琐的守备任务中最大限度解脱出来,集中力量成拳头,投入到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方向和战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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