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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妇人》及《夫妇》描述了“诗人灵魂的结构”
；《和祈祷者谈话》中，“祈祷者和‘我’是艺术家内心的两个魔鬼，既相互钳制，又相互鼓励、支撑，结成同盟来对付那摧毁、覆盖一切的虚无感”
；至于《地洞》，在残雪的解读下也不是什么现代社会下人无处可逃的处境的象征，而是艺术家内心的本真矛盾的体现，即艺术家既要逃离存在遁入虚空，又要逃离虚空努力存在，双重的恐惧使他在有与无之间来回奔忙，耗尽了精力，构筑出奇巧宏伟的艺术工程，同时“体验到了它那无法摆脱的生存的痛苦”
（上面引文均出自残雪各篇文章）。
艺术家的生涯是人类一般生存状态的集中体现，艺术家是当代人类一切苦难的精神上的承担者，是背负十字架的耶稣；同时，艺术家又是人生意义的创造者，是黑暗中的光明、虚空中的存在。
我们甚至可以说，由于有了艺术家，所以才有了人。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卡夫卡和残雪都把艺术家灵魂的自我分析、自我深入当作自己艺术的最主要的题材了。
这绝不是什么“脱离生活”
“脱离现实”
“闭门造车”
和“主观虚构”
，而正是一种最深刻的、置身于人类生活最尖端的生活。
因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的灵魂就是人类灵魂的代表（如鲁迅被公认为“民族魂”
），哪怕大众很难理解他、接近他，他也在以自己辛勤的劳动和创造为大众做一种提高人类尊严、促进人类自我意识的工作，没有他们，大众将沉沦为精神动物。
现在我们要谈谈残雪和卡夫卡在气质上和精神生活上的一致性了，没有这个前提，一个艺术家即使带有美好的愿望，也是很难走进卡夫卡的精神王国的。
残雪和卡夫卡则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两人都有一种桀骜不驯的内在性格，有一种承受苦难的勇气和守护孤独的殉道精神，都有一种超乎常人的敏锐和透视本质的慧眼，有一种自我反省、自我咀嚼、“向内深入”
的坚定目标和忍受剧痛的坚强耐力，有一种置身于自我之外调侃自身、调侃自己的一切真诚的决心和痛苦的眼泪的魔鬼般的幽默，有一种阴沉、绝望、一片漆黑然而却自愿向更黑暗处冒险闯入的不顾一切的蛮横，有一种自我分裂、有意将自己置于自相矛盾之中的恶作剧式的快感……当然，也同样遭受到同时代人的误解和非议，卡夫卡被视为现代社会的批判者或法兰克福学派的传声筒，残雪也被说成是一个时代的“噩梦”
和变态人格的妄想者。
从作品来看，两人的作品都展示了灵魂内部的各种层次、关系、矛盾冲突和不同阶段的反省历程，都体现了艺术家的、因而也是全人类的生存痛苦和理想追求，都如此主观、内向、阴暗、充满忏悔意识，但也都如此强悍、不屈不挠，遍体鳞伤却永远在策划新的反抗。
这真是二十世纪世界文学中一种最有趣的奇观！
这一奇观的产生，也许是因为他们代表中西文化在不同时代和文化背景中共同走入了“世纪末”
的意境，并对两种文化中的人性之根进行了最彻底的反省的缘故吧。
但这同时也就带来了两人之间的一些微妙的差异。
这些差异主要植根于两种不同的文化心态。
先从表层的艺术风格上来看。
残雪与卡夫卡在风格上是十分接近的，例如两人都有大段大段滔滔不绝的议论和叙述，但语言又同样的干净、纯粹，没有多余的话；他们都善于通过对话（包括内心的对话）来泄露说话者的心情；他们的每个人物都是象征性的，为的是表达一种情绪化的哲理；他们的**都很含蓄，而理智却很强健，至于感觉，则是全部写作的润滑剂。
然而，卡夫卡仍然明显地继承了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细节描写，他能将不论多么怪诞不经的情节描写得如同身历其境，纤毫毕现；而他的对话是如此合乎逻辑，几乎没有跳跃，凡是晦涩之处必定是思想本身的复杂和深邃所致。
相反，残雪不大看重外部的细节，其手法近似白描，其语言和对话跳跃性很大，甚至类如禅宗“公案”
；在许多作品中，她致力于诗的语言的锤炼和诗的意境的传达；她有时让主人公的内在自我直接现身乃至于抒情，这是卡夫卡绝不可能的。
后者在内心最深层次上仍然保持着客观描述的“心理现实主义”
原则。
文化心态的影响在更深层次上表现在主人公灵魂的塑造方面。
西方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罪感文化”
，这一点在卡夫卡的《审判》（及《致父亲的信》）中体现得特别明显。
主人公的自我意识主要就体现在“知罪”
上。
在残雪的作品中，这一点被大大地弱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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