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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他是忠君爱国的，他的民族意识很强。
但他有民族意识而缺乏人民意识，他忠君而不计所忠者为何等的人君？他爱国而不问所爱者是否人民的祖国？他只是在忠与爱的观念中守死善道而已。
故他对于满清固然反对，而对于李自成也不表同情。
当李自成人京，把崇祯帝逼到煤山上吊之后，江南的士大夫大闹其哭庙，夏完淳也正领导其“江左少年”
大做其檄文讨逆。
就连他对于异民族的抗拒，其实也是根据着“内诸夏而外夷狄”
的春秋大义而来，并不是因为异民族的屠害人民，而是因为裂冠毁裳，雉发易俗，有损礼教。
这的确是夏完淳和他的一类型人所受着的思想上或阶级上的限制。
夏完淳毕竟是封建社会士大夫阶层（实即地主阶级）的一个完好的代表而已。
我这样判断，或许有人会说我过苛，是拿现代意识来批评三百年前的古人。
假使是这样，那我的确是太不公平了，我尽可以被人指责为犯了主观主义的毛病。
但我并不是这样，我是另外认识了一位与夏完淳同时而比他稍年长的人，拿来做着批评的标准的。
这个人是谁呢？就是河南县举人，跟着李自成造反的李岩。
他也是官宦人家的子弟，他的父亲是做过兵部尚书的。
虽然他的造反是由于腐败的官吏逼成的，但他终于造了反，而且有了他的参加，使李自成领导的农民革命，充分地带上了人民意识，而使那革命几乎成功了。
关于李岩的佚事，我在《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中搜罗得相当详尽，我要请读者参考一下，并请把李岩和夏完淳来作一比较，那便可以知道，我对于夏完淳的批评是一点也不过苛的了。
但我在这里要揭露一番我自己的一项近于徒劳的粉饰工作。
我因为过于爱慕夏完淳，我想使他成为完美无缺，更加以在抗战期间有团结内部的必要，当我写《南冠草》剧本的时候，我曾苦心孤诣地想把夏完淳的活动和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革命结合起来。
写他曾有心去投依张李而没有达到目的。
我找遍了他的全集，没有找出什么痕迹。
《大哀赋》上有两句：“招魂而湘江有泪，从军则西蜀无弦”
，我认为上句是隐示李自成，那时李已在九宫山被杀。
下句是隐示张献忠，张那时尚留于西蜀。
但这实在是非常勉强的。
但我就靠着这非常勉强的证据，在剧本中和剧本的后记中，公然把夏完淳写成了那样进步的一位人物。
我在这儿实在是应该招认，我是不免有点阿好。
其实不必把夏完淳写成那样，他倒要更完整些。
他之不能更前进到那一步，我们并不能怪他。
我们也可以拿另外一位历史人物来和他作比较，那便是“四大名儒”
之一的王夫之了。
王夫之也是富于民族意识的人，而同样缺乏人民意识。
当张献忠入湖南，曾礼聘王夫之，而他藏匿起来不肯从贼。
张把王的父亲绑了去要挟，王自毁乘肩舆而往，结果是张献忠看他固执，把他们父子两人同时释放了。
连王夫之都是这样，我们怎么能够怪夏完淳呢？不过夏完淳在积极起来抗清之后，文字上便再没有不满张李等人的痕迹了。
这倒也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或者我们至少可以说，在民族意识觉醒了之后的夏完淳，他的阶级意识是失掉了它的拗扭性的。
现在是更强大的帝国主义侵蚀着我们的时候，而有些人却比洪承畴还要无耻，夏完淳的民族性的强烈，倒依然是值得我们颂扬的。
1948年8月5日于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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