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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3 解读之三 《游学家书》的考订编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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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学家书》收录郭沫若68封寄给父母、兄弟的书信，时间从1912年6月至1923年1月，有十年半的跨度，为了解郭沫若青年时期的志向抱负、生活履历、学业成绩，还有生活趣味、家庭亲情，提供了十分真实的素材。
集子中有66函曾收入《樱花书简——郭沫若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二三年家信选》（以下简称《樱简》，1981年8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2函被披露于其他出版物。
从信的寄出地来看，有5封是作者留学以前写于国内，有63封写于留学期间的日本。
而无论写于成都、武汉、天津、北京，或是写于东京、冈山、福冈，总之都写于作者离开家乡四川乐山，在外求学期间。
我自己住在夔门以内时只因为对于现状不满，天天在想着离开四川。
在那时最理想的目标是游学欧美，其次是日本，又其次才是京、津、上海。
这是作者自传《少年时代·初出夔门》中的一句话。
我们就借用“游学”
这个作者当年理想中的目标，为这批给父母、兄弟的书信取名，以期比较恰当地反映、概括它们在时间与空间上的特点，以及作者内心的追求。
《樱简》的两位编者唐明中、黄高斌曾以《郭沫若早年家书》为题，在1979年《社会科学战线》第4期上先期发表过这批书信中的13封。
1981年结集出版时，名为《樱花书简》。
其实这个集名倒不如《郭沫若早的家书》明了，且冠之以樱花，也未必与作者的审美趣味同调。
由于书中信函并不是郭沫若在外求学期间所写家书的全部，因而两位编者试图用副标题“郭沫若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二三年家信选”
的“选”
字，来表示对郭沫若早年家信还有新发现的期待。
但是实事求是地说，那些失落在九十年风雨路上的鸿雁重新归队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了，所以整理工作其实不是“选”
，而是有文必录。
《樱简》在书信的释文整理、时间考订上作了拓荒辟径的工作。
理清了基本脉络，作了大量注解，给研究者提供了许多便利，功不可没，但同时也留下若干值得商榷的问题。
1992年9月，《樱简》珍藏本由三环出版社出版，书中影印了66封书信的手迹和部分书信的信封，印数不多，却为进一步考证书信年代，辨认笔迹难点，斟酌点逗断句，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前提。
《游学家书》的编校考订，最初是借助《樱简》珍藏本的手迹影印件，对照1981年8月四川人民出版社的铅印本进行的。
在校订工作后期，峨眉山一乐山大佛景区和乐山市沙湾区负责文物保护管理的同志又给予大力配合，对乐山大佛文管所收藏的66封郭沫若的家书，连同信封再次进行翻拍，我们才得以在书中向读者呈现出如此清晰、完整的原始风貌。
借助上述手迹图像，本书对现存的信笺与信封加以复位，对18封信函的书写日期、寄出地点作了修订。
现在，这些家书已按照校订后的时间顺序重新编号，分为五节：出国留学以前、在东京补习日本语时期，以及接续而来的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冈山第六高等学校、九州大学医学部三个阶段，编号之后标明收信人。
信中提到兄弟时，有时称字，有时称别号，不很熟悉的人则容易混淆，因此凡致兄弟的书信，编号之后的收信人不再称其名、号，而依家中的大排行称谓，定为：致三哥、致五哥、致元弟。
书信原文基本无标点或在个别处有标点一二。
现释文部分的标点多为编注者附加，同时更正了《樱简》在释文（包括英文字母、日文假名）和标点断句上的疏漏。
校书如扫落叶，一面扫一面落，是编校书籍的经验之谈。
这次的校注工作难免犹有落叶残留，但基于前人的成绩，会比最初的校注本有较大改进。
一 家书的时间与寄出地的校订
落款全部没有年份，是68函家书的一个共同点。
不仅如此，个别信笺甚至连月份、日期都不完全，时间考订成为整理这批史料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而且不甚轻松的问题。
如果时间判断出错，势必给读者和后续研究造成误导。
书信内容本身所涉及的历史事件，信中所叙述的作者及其家人的生活轨迹，是确定书信年份非常重要的依据。
其次是明信片和信封上的邮戳，邮戳上的日期很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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