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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最惹人注意的便是陈独秀了。
这位托派头子在南京沦陷后也流亡到武汉，住在国民党的宣传部副部长周佛海的公馆里。
他自己显然没有什么显著的活动，但反动派拥戴着他，曾经为他作过公开的辩论。
似乎也是八九月间的事。
正当保卫大武汉的工作最应该加紧的时候，而武汉的各报上却有国民党的要员和一些所谓中间分子大登其启事替陈独秀申冤，署名的有傅沫波、梁寒操、狄膺、周佛海、林庚白、张西曼等人。
他们反对斥责托派为“汉奸”
，据说托派是因主张不同而反对斯大林的，何以反对斯大林便成为“汉奸”
？更何况是以中国人而反对斯大林主义！
照他们的口气，显示着骂托派为汉奸的人，倒失掉了中国人的立场。
更说穿些，要这样的人，倒反而是“汉奸”
了！
这就是反动派称中共为“奸党”
的理论基础。
这问题在当时倒并没有闹出了什么，林庚白登报否认，张西曼声明反奸，倒弄得申冤者阵脚零乱了。
然而反动派利用托派以破坏团结，这却是一个再显明也没有的公开证据。
时间毕竟是一位铁面无情的调侃者，在武汉替托派汉奸辩冤的周佛海不是已经货真价实地在托派之上又成了汉奸吗？就是那位后几年客死在四川江津的陈独秀，在要死之前还在重庆《大公报》上发表过半篇文章，那恶毒的程度决不是寻常的人所能想象。
他根本否认抗战，甚至坚强地说，德、日、意轴心必胜，英、美必败，苏联更不用说是应该亡国灭种了。
这种文章，亏了陈独秀写得出，更亏了《大公报》登得出。
不过只登了半篇，连国民党的反动分子们都叫喊了起来，《大公报》也不好意思，就只得把下半篇中饱了——但这下半篇被传抄了出来；我自己手里都还保留着一份。
请问，陈独秀这样的理论，和汪精卫、蒋介石到底有什么区别？
托派，毫无疑问是最恶毒的细菌，而利用托派的反动派，倒可以说老早就在从事细菌战了。
六 诱叛与活埋
也就在这八九月间，反动派有更显著的阴谋，表曝在光天化日之下了。
当年的立秋是八月八日，国共双方都派了代表去祭黄陵。
中共的代表是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张国焘，谁知在黄帝面前便做了一项政治买卖，反动派把张国焘收买了。
接着张国焘便自由行动地经由西安而到达武汉。
到了武汉之后，中共代表团还把他接到办事处去住了几天。
有一天晚上我到办事处去还看见过他。
他住在一间房间里，穿着黄色的军服。
我那时不知道底细，以十年不见的老朋友的资格向他表示亲热，但他却好像被什么包裹着的一样，冷冷淡淡地带着阴沉的味道，把北伐当年的豪气完全消失了。
我还隐隐感觉着诧异。
隔不两天才在报上看见，他已经叛变了。
张国焘出卖了自己，给康泽做了部下。
人不做要做狗。
更要做狗的狗。
这倒也是个人英雄主义的一种归宿，所谓“不能留芳百世，亦必遗臭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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