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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动派生怕武汉落在了民众手里，使敌人得不到一个完整的礼物。
武汉市内也在大筑其堡垒，大江两岸隔个三五天便有一个“托几加”
（馒头形小圆堡）出现，沿着堤岸凿下战壕，堤上隔个五尺光景凿通一些枪眼。
一切都像煞有介事。
然而从那些眼眼里面并不曾放过一枪一炮！
自八月以后，武汉三镇的所谓动员工作差不多是康泽一手包办的。
他的成绩也很不错，特别是在双十节那一天，曾经有过号称十万人的“工作队”
（保甲长、流氓地痞、鸦片烟鬼的混成酒），在汉口江边，从一码头的江汉关一直摆到当时的法租界，供“最高”
检阅。
军容之盛，不亦壮哉！
但这些稻草人毕竟连毛子都骗不到。
有好些外国的新闻记者在赏识了这一部队之后这样说：武汉三镇是无心保卫的，假使真的要保卫，除非去把八路军调来！
五 利用托派
背叛革命的托洛茨基派是有国际性的，就像霍乱、鼠疫、斑疹伤寒那样，无论传到什么地方，都是一样的症候，一样的危险。
这种症候一传到中国，中国的革命为它也受了不少的挫折。
最恶毒的是从革命阵营内部来作恶，有时是采取机会主义，投机取巧；有时又呈出英雄姿态，盲目冒进。
待被剔出阵营之后，大抵更显示出一种极左的面貌，来扰乱阵容，淆惑视听。
只要使革命能够受到挫折，即使是一分一厘也好，不惜卑劣万端，不择任何手段。
反动派当然会宝贵他们，而尽量加以利用了。
这利用有时也是够惨的，作为狗而利用，到利用价值消失之后便把这“功狗”
杀掉。
而那些不择手段的狗们却也有充分的狗性，一被利用，尽管有遭屠杀的命运，也忠实到底。
抗战期间，托派的一贯策略，便是破坏团结，破坏联合战线，他们认为中共主张团结抗战，争取与国民党合作，共赴国难，是“牺牲了阶级立场，出卖了工农利益”
，或者说，是“向民族主义投降了”
。
然而他们自己呢？却或明或暗地受着反动派豢养而恬不知耻。
这样的实例很多，姑且举三五例以概其余。
叶青是谁都知道的叛徒，反革命的急先锋，在抗战初期的武昌，担任着训练团的教职，毕敬毕恭，而时在刊物上乱打臭屁。
朱其繁化名的柳宁，在西安主编《抗战文化》。
这刊物的目的是很中听的，而内容则期期反共，句句破坏“抗战”
，毁灭“文化”
。
刘仁静在河南，彭家兄弟桂秋、桂森在江西，都极其活跃。
有一位不大知名的人叫葛乔，躲在重庆的《新民报》里面大放其毒焰。
恩赐郭沫若、田汉、阳翰笙为“英雄”
，要他们与武汉共存亡，要当局把三厅的同人们全部送往最前线。
他是很慷慨的，唯恐我们不赶快成为“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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