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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同样的理由,对于《易经》和《诗经》也是适用的。
毫厘之差可以致千里之谬,我们纵使可以相信《易》《书》《诗》是先秦典籍,但它们已经失真,那是可以断言的。
因此要论中国的古代,单根据它们来作为研究资料,那在出发点上便已经有了问题。
材料不真,时代不明,笼统地研究下去,所得的结果,难道还能够正确吗?
再次,我的初期的研究方法,毫无讳言,是犯了公式主义的毛病的。
我是差不多死死地把唯物史观的公式,往古代的资料上套,而我所据的资料,又是那么有问题的东西。
我这样所得出的结论,不仅不能够赢得自信,而且资料的不正确,还可以影响到方法上的正确。
尽管我根据的公式是确切不移的真理,但我如果把球体的公式拿来算圆面,岂不会弄出相隔天渊的结果来?别人见到这结论的错误,粗率一点的,岂不会怀疑到球体公式的无稽?而这个公式的正确与否,事实上我在我所根据的资料中也还没有得到实证。
那么,我的努力岂不是拿着一个银样蜡枪头在和空气作战吗?
我踌躇了,我因而失掉了当初的一鼓作气的盲动力。
但我也并没有失望,我把我自己的追求,首先转移到了资料选择上来。
我想要找寻第一手的资料,例如考古发掘所得的,没有经过后世的影响,而确确实实足以代表古代的那种东西。
这样的东西,在科学进步的国家是很容易得到的,但在我们中国,却真是凤毛麟角了。
我在这时回忆到了一九一六年前后。
那时我在冈山第六高等学校肄业,在学校图书馆的目录里面,曾经看见过罗振玉编著的《殷虚书契》那样的名目。
我虽然不曾取来看过,但我猜想它会是关于古代的东西。
我就凭着这一点线索,有一次(大约就在八月尾和九月初)便往东京上野图书馆去查考。
上野图书馆的藏书是相当丰富的,但专门书籍却很少。
可我很幸运,就在目录里面却查出了有《殷虚书契前编》,而我便立地借阅了。
一函有布套的四本厚厚的线装书,珂罗版印,相当讲究。
书的内容,除掉书前编著者罗振玉的一篇简略的序文之外,纯粹是一些拓片。
我虽然弄明白了那是安阳出土的甲骨文字,而出土地小屯在洹水之南,根据《史记》《项羽本纪》知道是殷朝的废墟,所以这些文字便是殷代的遗物了。
但那毫无考释的一些拓片,除掉有些白色的线纹,我也可以断定是文字之外,差不多是一片墨黑。
然而资料毕竟是找着了,问题我得读破它,利用它,打开它的秘密。
我这个进一步的要求,不能由上野图书馆来得到满足,它除了有这一部《前编》而外,其他同样性质的东西什么也没有。
于是我又想到了可以问津的第二个门路。
一九一四年我初到日本,在东京本乡第一高等学校读预科的时候,曾经有朋友引我到附近的一座专卖中国古书的书店里去过。
我记得那书店的名字叫文求堂。
那书店有一个特色,是它有一个书房可以让买书的人去休息,看书,店员还要向你晋茶。
那时因为我准备研究医药,和中国书没缘,后来也不住在东京,我也就只去过那么一两次。
现在我对于它感觉着迫切的需要了。
我往本乡区去找寻它。
它就在本乡一丁目,离上野图书馆不很远,门面已经完全改观了。
在前仿佛只是矮塌的日本式的木造平房,而今却变成黑色大理石的三层楼的西式建筑了。
屋脊和大门顶上都点缀着一些中国式的装饰,看来有些异样,仿佛中国的当铺。
卖的中国书真是多。
两壁高齐屋顶的书架上塞满着书,大都是线装的。
两旁的书摊和一些小书架上也堆满着书,大都是洋装的。
靠后左边是账台,右边横放着一张餐桌,备顾客坐息。
后壁正中有一道通往内室的门,在那两侧有玻璃书橱,也装满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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